张楚 — 楚歌阵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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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为中国摇滚推波助澜

■ 洪烛

我应该算是摇滚的票友,并且以这一身分为荣。我跟二十年的中国摇滚还是挺有缘的。早在武汉读大学时,作为所谓的校园诗人,我就天天在宿舍里放崔健的磁带了,觉得他的歌词挺带劲:看来摇滚与诗歌应该是亲戚。1989年春天,快毕业了,我四次投奔北京联系工作,接触到的各路文学青年,都不议论舒婷北岛与朦胧诗了,而改谈崔健与摇滚。记得是三月份,写小说的狗子和写诗的黄燎原,领我去东便门观象台看摇滚音乐会,人头攒动,好不热闹。我想不起共有哪几支乐队现场表演了,只觉得那些脑后长发系成一束的摇滚歌手(新时代的辫军?)绝对比诗人更像诗人——至少在忘我的程度上。沧桑的古城墙,年轻的摇滚歌手的脸,交相辉映,构成北京留给我的第一印象。我喜欢这座三教九流的大码头。黄燎原当时似乎就路各大乐队厮混得很熟了,一边给我介绍,一边不断地与别人打招呼。难怪他后来不当诗人改当音乐人了。

现在想想,哥们也算最早的那一拨儿北漂。那段时间白天结交江湖好汉,晚上就去北师大伊沙、侯马、徐江、桑克等诗友的学生宿舍蹭床铺。和我一样“插班”北师大的,还有来自黑龙江的诗人中岛,以及伊沙的西安老乡张楚。伊沙他们一谈起崔健就激动,正在为摇滚推波助澜。又说张楚拎着把吉它就闯京城了,歌词写得好(伊沙最赞叹那句“一个长安人,走在长安街上”),将来在实力上可能跟老崔有一拼。张楚瘦削而灵活,一副喜欢逃课的外省高中生模样,腰带挂着单放机,穿一双拖泥带水的高帮皮鞋。在灯光昏暗的学生宿舍,一群校园诗人挤坐在一起,听摇滚小青年张楚自弹自唱他个人作词谱曲的歌谣,先是《西出阳关》、《欲望号街车》、《黄土地》,接着是刚刚被《词刊》登在头条的《失落城堡的居民》……伊沙告诉我,这些都是张楚的第一盒磁带《将、将、将》里的作品。他特意请张楚为我弹唱了《将、将、将》:“我吃自己的车,我吃自己的马,我吃自己的炮——我吃自己的心。将!将!将!”张楚那优秀的歌词乃至后来的成功,跟北师大那班诗人的影响与推举不无关系,譬如伊沙就撰写一系列文章为其鼓与呼。当然,那班诗人本身也成功了,陆续成为诗歌界乃至文学界的一方诸侯。

夏天过后,伊沙他们大多毕业分配回各自省份,我在中国文联出版社找到工作。有一天门房告诉我:“有个剃光头的男孩找你,在你办公室等着呢。”我推开门:原来是失踪了几个月的张楚。他说前些日子四处漂泊(在北大和中戏都住过),终于在芳草地托人租到一间楼房,安顿下来后,就来看看我。

由于徐江、桑克仍滞留在北师大,我和张楚,还有侯马,仍经常回老根据地探望。有一次聚会,张楚从木架双层床上提起帆布行囊,说要去西藏采风了(有音乐机构赞助了一万元钱)。归来已是白雪皑皑的冬天,张楚的农民式面庞被高原紫外线晒得黑黝黝的,兴高采烈地拉我们去师大咖啡馆喝啤酒,告诉我们他最大的收获是带回一首《藏红花》。他从牛仔裤的后兜掏出一张揉皱的纸片,上面潦草地涂写着文字与乐谱……

几年之后,张楚火了。和台湾滚石公司签约,罗大佑等把他视为大陆摇滚界具将相之貌的独行侠。台湾魔岩公司出版的《中国火》《中国人世界的摇滚乐队精选》称他为“中国最寂寞的传说”。中央电视台及各地电视台反复播放张楚的KTV《姐姐》。接着又有被众人传唱的《孤独的人是可耻的》、《上苍保佑吃饱了饭的人民》……

在北师大听张楚弹唱他的《蚂蚁蚂蚁》,我写了一篇文章:《张楚,冬天的蚂蚁的方式》。策划《外省人在北京》丛书(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我亲自撰写一本《游牧北京》,其中回忆了与张楚及北师大那群诗人的交往。我们目睹并参予了中国摇滚一条小小支流的诞生。

九十年代,我在《东方明星》等一系列报刊开有专栏,除了多次撰文描绘张楚,还发表了《崔健:周游列国的摇滚皇帝》,《唐朝乐队:秦时明月汉时关》、《王菲与窦唯》、《摇滚诗人:从崔健开始》……力图从诗人的角度来评价中国摇滚。这些文章,又收入我与伊沙、徐江合著的《明星脸谱——一部给明星“点穴”的酷评》一书(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

江熙(江小鱼)是我八十年代并肩成长的诗歌兄弟。他从福建来闯北京,我们在《诗刊》王燕生处又碰上了。他密切地参予进中国摇滚的发展进程,成为崔健的经纪人,还策划了诸多有影响的摇滚活动。动物园对面城市民谣酒吧开业庆典、黄燎原不插电酒吧的摇滚演出,黑豹等乐队在王府井大酒店的摇滚音乐会,都是江熙出面邀约我前去的。他觉得诗人都应该对摇滚有兴趣。

上世纪末,我在《粤海风》发表一篇《摇滚与诗歌》,谈到作为文学中的纯文学的现代派诗歌,以及作为艺术中的前卫艺术的摇滚音乐,事实上走的都是一条“有中国特色的道路”:一条激进的路线,靠声势与煽动性感召狂热的读者或听众。但既然有发烧,也就有退烧。它们是一对患难的情侣。王朔称“崔健是中国最伟大的行吟诗人”,是崔健把诗歌精神注入摇滚领域,还是以摇滚的鞭子抽打着放慢了脚步的诗神?总之他就是摇滚与诗歌的混血儿。他受过诗歌影响,又反过来影响更多的诗人。连被我视为摇滚诗人的伊沙都承认:“在我成为诗人的进程中,崔健的歌词对我的影响甚至超过了北岛的诗。崔健其实是中国最棒的诗人,看他的歌词我们这些专门弄诗的都该感到脸红!将来真正的诗歌史,肯定有崔健一章……”伊沙创作受到两大影响,其一是美国嚎叫派诗人金斯伯格,其二是以崔健的代表的中国摇滚音乐。同样,摇滚也是一种嚎叫,一种配乐的嚎叫——或者说,是人与乐器的共同嚎叫。崔健的成名作《一无所有》,就是一声无产阶级的嚎叫,使周围的听众(包括诗人们)的血一点点热起来。不管是摇滚抑或诗歌,都应该是一门热血的艺术。诗人用语言嚎叫,摇滚人用音乐嚎叫——究竟谁才是他们嚎叫的对象呢?伊沙的代表作是《饿死诗人》:“饿死他们,这些狗日的诗人。首先饿死我,一个用蓝墨水污染大地的艺术杂种。”矛头直指诗人群体,其实也等于直指自身。可见这些大嗓门的青年,乐此不疲地在对自己嚎叫呢——其结果却感染了别人。我为自己鼓与呼。

原文链接: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62bfcf0100bhw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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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眼中最寂寞的中国摇滚歌手--张楚

■ 洪烛

如果你患了一种叫做寂寞的城市综合症。这是一种羞于启齿的病,但也找不到医生。寂寞的时候,怯于跟任何人交往,就像怕在热闹的场合流露出内心的补丁。假如对方也是这样,寂寞会变本加利。两个寂寞的人是无法交流的,就像面对镜子一样空虚。

但愿这时候,你脑海里能响起一首既陌生又熟悉的歌,叫做《孤独的人是可耻的》。写这首歌的人我认识,他叫张楚。我来告诉你:
张楚本来就是孤独的人,被音乐界称为“中国最寂寞的传说”。在八十年代末我们不约而同地寄居于北京师范大学伊沙、侯马等人的宿舍,共享过一段既拥挤又热闹的流浪岁月。

摇滚英雄“超越这一天”

夏天过后,那班校园诗人大多毕业分配回各自的省份,幸好我在文联大楼里找到了一份工作。而失去了大本营的张楚,像过河的小卒一样在城市的棋盘上“荷戟独彷徨”。

有一天门房告诉我:“有个剃光头的男孩找你,在你办公室等着呢。”我推开门:原来是失踪了几个月的张楚。张楚永远一副没长大的模样,像资本家手下的童工。只是不知为何剃光了头发,仿佛贾宝玉终于出家了。

他说前些日子四处漂泊(在北大和中戏都住过),终于在芳草地托人租下了一间楼房,有房子后就很少出门了,这是他本月第一次出门--来看看我。他说一个人住在生活设施很完备的现代化小区里,并不是好事情,会患孤独症的,慢慢会厌倦社交,喜欢靠在窗台上望风景和发呆。当你觉得世界并不需要你时,你也就不需要这个世界了。我第一次听到有人把孤独作为病提出来...

在楼下分手时,他见我把自行车从车棚里推出来,顽童般高兴:“难怪桑克写诗时说你是北京城里一个骑自行车的诗人呢,我也想买一辆去。”是啊,对于流浪者而言,有自行车并不在于有代步的工具,而等于或多或少地拥有了城市的一部分,以及一份主人般的感觉。

张楚那瘦小的身影很快被车水马龙淹没了,消失在我的视野中,我内心空落落的:他虽然笑着,但并不快活....
大概一年以后,大街小巷都传唱一首《孤独的人是可耻的》。我听出了张楚的叹息。

摇滚歌手中,恐怕只有张楚才能写出如此极端的歌。张楚的笑容里都浸泡着寂寞的味道,更何况他叹息的歌声呢。他是以歌为叹息呢,还是以叹息为歌?

这与以城市为代表的世俗生活格格不入的异端分子,为流感般的寂寞开了一纸危言耸听的诊断书(执行最后的审判):孤独是人类自身的耻辱。孤独的人是被钉在耻辱柱上的人,又有可能是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人,从耶稣开始,人类就继承着这笔遗产,它已快成为思想者的传说。

张楚对孤独的声讨未免掺杂有顾影自怜的成份:孤独是可耻的,又是可怜,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还是可贵的。古希腊的哲人说过:甘愿与孤独作伴的,不是神,便是兽。孤独既像一种兽性,又像一种神性。

张楚本人也另有一首歌叫《上苍保佑吃饱了饭的人民》。大多数人都可饱食终日而不知灵魂亦有渴求。能够品尝到孤独的滋味的,精神上该有某种贵族气--至少也算小布尔乔亚情调吧。张楚毕竟没有把这首歌修改成“孤独的人是无耻的”。这就是品质上的区别。

在这首歌被大众传唱之后,张楚似乎又沉寂了。歌已不再寂寞,歌者本身却依然安于孤独。

再见张楚已隔多年,1998年前后,在我们共同的朋友侯马为儿子满月办的酒会上。张楚依然大男孩模样,皮肤晒得黑黑的(那简直是内心紫外线造成的,因为他极少出门参加这类社交活动)。似乎更为腼腆与寡言了。我目睹过他出名之前的寂寞,其实他出名之后依然是寂寞的。他这几年怎么度过的(当外界传诵着他的歌并议论着这个充满神秘的都市隐士)?

据侯马介绍:张楚整日待在家里。只要你打电话,总能听到他轻轻的“喂”一声。他寂寞吗?孤独吧?他宿在家里就像冬日怕冷的小动物赖在暖气片上,事实上,我觉得张楚越来越像小动物,或者说像一个孩子了。他变得单纯、善良、好奇起来,目光明澈,表情沉静,笑起来一览无余。是音乐使张楚无所事事。他服从旁人的每个安排,仿佛等待和顺应就是他的任务。他成了一个纯粹的观察者和思考者。张楚住在闹市中一个极静谧的小区,最喧哗的声响是窗外孩子们的闹声。他经常长久地看小孩子游戏,是“笑看儿童捉柳花”吗?也许他是注视人类自己。张楚就像太平洋岛上的乌龟那么幸福,永远孤独。永远有阳光...
侯马还特意提及张楚的居室里有一面镜子,这个安静的歌手经常花去整天的时间面对自己。“事实上,在张楚无声的冥想中也有一面镜子,他是这个生命一刻也不懈怠的监视者:一个张楚在注视着另一个自己。我想起张楚在镜子前的落落寡欢,不由得从心底彻底原谅了他,也原谅了自己。”

有一段时间,侯马经常去看望张楚,所以他比较了解这个著名的“孤独的人”的另一个世界,隐秘的内心世界。

寂寞就是面对镜子的感觉,而且你并不想梳妆自己。你不也曾被这面城市的镜子反射着,被寂寞的锋芒刺得睁不开眼?

张楚所叹息的,都是你体会过的:孤独被张楚钉在耻辱柱上,而你被孤独钉在十安架上。城市就是这么一座麻木的十字架,高高竖立在天地之间,你为它的麻木而疼痛,为它的喧嚣而寂寞,为它的欢呼而叹息,叹息是孤独者的专利。既以孤独为耻,又以孤独为荣的张楚,为现代的都市综合症开出一剂警醒的药方,他既是城市里脆弱的病人,更是城市里坚强的医生。
也许,城市的寂寞感仅仅靠音乐是无法打破的,但是如果连这份音乐都不存在的话,寂寞将更为寂寞,黑暗将更为黑暗。你不仅在音乐中发现了别人的生活,还找到了自己。

城市充满了汽车嗽叭、电话铃、无线广播、商贩的吆喝以及各种各样机器的声音,但也有着最为强烈的寂寞感。它既是喧嚣的,又是寂寞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寂寞与音量无关,与物质无关,是一种浸透到骨髓里的无痛的伤害,却使我们精神上的枝叶枯黄且乏味。这是缺少刺激或任何刺激不再起作用的麻木的生活。

城市很容易把人输送到这样的轨道上,让你服从惯性的安排,随波逐流地堕落到生命的下游,在它那超级的能量面前你是无力的,甚至连自己的情绪都无法控制。寂寞的时候,你会觉得城市里的所有商场、银行、邮局、星级饭店以及模仿味很重的公园都是为别人摆设的,是与自己的心灵无关的道具;也许你需要的只是一句诚挚的安慰、一个眼神的默契抑或一次全身心的雀跃,你要求的并不多呀,却是无处供应的。

所以你从来没有把城市当成家,它顶多算作一个大旅馆罢了。家应该像拖鞋一样舒适,讲究形象的城市却过于西装革履了。惠特曼说过:“我歌唱带电的肉体。”城市就是一具带电的的肉体,风驰电掣,火花四溅,构成其表面的繁华,然而其灵魂却是苍白的。

不堪设想的是:假若突然停电了,所有的机器停转,所有的光线消失,所有的约会取消,将是怎样可怕的场景,城市将比一只停摆的挂钟还要空洞。寂寞是城市的一块心病,只是一向为霓虹灯、马达声掩盖着,哲学家的听诊器也探测不出那光怪陆离的躯体里的雷区。在机器的世界里,人并不是安全的,很多时候人已蜕变为机器的奴隶。机器是喧哗的,人却加倍的寂寞。
有这么一种寂寞:桌上的电话像死了似的,你像坚守在猫耳洞里的最后士兵,跟外界中断了联系。你会怀疑,整个世界都把你遗忘了。你打开通讯录,找不出一个可以交谈的名字,也许他们很忙吧,抑或比你还要空虚?你无奈地把小本子当作坟墓一样合上了,合上死去的记忆的眼皮。
有这么一种寂寞:你整夜整夜的开着电视机,麻木地盯着它,像盯着一张陌生人的脸。那里面发生的事情,很难使你有些许激动。但你又确实没有把它关闭的勇气。至少,它可以代替你的大脑来运转、思考,你已经摆脱不了这种依赖心理。一个空心人,守望着荧光屏。
有这么一种寂寞:你站在高层建筑的落地玻璃窗前,像上帝一样俯瞰着脚下蚂蚁般的人群和川流不息的车辆,弄不懂世界究竟怎么了。可见上帝是孤独的。正如这幢楼里的邻居互不相识,即使共乘一架电梯,也没有任何问候,各自低头盯着自己的鞋尖,仿佛那上面有着更值得感兴趣的东西....
当这种种寂寞集中在你一个人身上,也就是说你住在冷漠的高楼里,与世界的通讯联络被说不清的什么给摧毁了,只能靠电视画面了解别人的生活,抑或凭窗远眺、想入非非...

这证明你已是自己的囚徒。

噢姐姐
我想回家
牵着我的手
我有些困了
噢姐姐
带我回家
牵着我的手
你不要害怕

--张楚《姐姐》

【张楚,原名张红兵,1968年11月17日出生于陕西西安。17岁考入陕西机械学院(现西安理工大学),后又中途辍学。1987年只身来到北京,第二年录制了早期作品《西出阳关》,《bpmf》等歌。1991年组成毒刺乐队,并参加《中国火I》的录音。1993年,张楚签约魔岩文化,与中国火合作录制个人专辑,《一颗不肯媚俗的心》出版。1994年5月《孤独的人是可耻的》专辑发行,与窦唯、何勇并称魔岩三杰。同年12月与窦唯、何勇、唐朝乐队赴香港红勘“94中国摇滚乐势力”演唱会。1997年11月,《造飞机的工厂》发行,其中《结婚》一曲收入电影《爱情麻辣烫》。1998年8月赴广西南宁“‘98南宁中国摇滚演唱会”演出。2001年6月,赴西安“存在西安摇滚演唱会”。2002年赴四川成都参加“小酒馆5周年纪念”。】

京杭大运河是死是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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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流浪史■ 洪烛

我生命中再不可能有如此单纯的夏天了。每当捧读旧日影集里一幅1989年发黄的照片,才察觉指缝已漏走了多少岁月。照片是在圆明园拍的。那英法联军焚毁的废墟上簇拥着十几张年轻的面孔,其中的我,穿一件廉价的黑西装,手提公文包,有点疲倦地微笑。

当时我作为一位外省的诗人来北京城求职,借住在师范大学宿舍里,和当地的一群流浪艺术家朝夕相处,直至熟悉如同一道篱笆墙内啄食的家禽。那幅照片,便是大伙结伴去郊野举办露天诗会所拍摄的。

我白天怀揣资料在这座庞大的城池里东奔西跑,和各种各样单位的人事干部磨嘴皮,夜幕低垂时搭乘公共汽车返回铁狮子坟附近的校园,推开门——伊沙他们已从食堂打来了饭菜,坐在灯火辉煌的寝室里等我。“有消息吗?”老G总是笑容可掬地迎上来接过我沉甸甸的包。这么一群落魄的男人团结如一个家庭,应该感谢其中惟一的女人,老G——伊沙的女朋友。不知最初是谁给她取了这么个男性化的绰号,但听惯了,居然产生某种难以言喻的亲切感。她无意识地以女主人的身份照顾着周围每一个人,于是她和伊沙,便构成我们清贫的沙龙的核心。

伊沙,老家西安,有着金斯伯格式嚎叫的嗓子,擅长朗诵。老纪,娘家在河南,和伊沙是师大同班同学,但在心理上已嫁给诗人伊沙了,他们正计划毕业后共同分配到那座既有兵马俑又有杨贵妃的城市。在学生食堂,老纪问我爱吃什么,我瞟了瞟黑板上的菜价,“来一碗稀饭,两只肉卷。”多少年后,善良的老纪还记得我的江浙口音,并笑着向朋友们模仿:“洪烛最爱喝稀饭,吃肉卷。”在老纪面前,洪烛日后再混出个人模狗样,仍然是个弟弟。

一位身材瘦削、皮带上挂着单放机的摇滚青年从人群里挤过来,神情黯淡地坐在伊沙旁边。老纪给我介绍:“他叫张楚,从西安扒火车流浪到北京,只带了一把吉它——已经两年了。”这位叫张楚的大男孩脸有点脏,牛仔裤有点脏,翻毛皮鞋有点脏,但一双眼睛很亮。老纪怜爱地把一块干净手帕递给他。

如果再过两年,便没有谁不知道张楚了,他有一首《姐姐》唱红大江南北,结尾部分声嘶力竭地呐喊:“姐姐,我要回家!”不知惹得多少有姐姐或没姐姐的雾都孤儿落泪。张楚的《姐姐》并不见得是写给老纪的。但老纪,确实是我们(包括张楚)共同的姐姐。是我们那一段苦难生涯里象征着温柔与善良的姐姐的化身。

有以天晚上,我坐在沙滩北街的寓所里写文章,书桌上放着张楚新出的盒带《孤独的人是可耻的》。突然发现张楚已经是红人了。张楚,还记得多年前老纪给我们准备的饭吗?真香啊!只有孤独的人才配骂自己可耻,其他人没有资格。老纪对于我们这些曾经孤独的人,有过一饭之恩啊。她是光荣的。光荣的姐姐。

伊沙带路去侯马的大套间寝室,让我听张楚唱歌。张楚把琴抱在怀里,像抱一个古典的美人,唱自己作词谱曲的《西出阳关》,大意是“我坐在大路旁,我坐在草地上,远处一群鸟,近处几头羊……”

简单的意象,一旦和音乐接轨则金戈铁马滚滚来,眼前这位无名男孩带给我的震撼不亚于目睹了泰山。他天生就是音乐的帝王将相。张楚怀抱美人走出春风杨柳玉门关,是那年夏天我最辉煌的一个夜晚。

《孤独的人是可耻的》--给张楚

侯马带头鼓掌。他身材魁梧,有演说家风度,语调激昂,且伴以有力的手势,怎么看都像马雅可夫斯基。侯马,我没忘掉你那副古希腊雕塑的面部轮廓。侯马后来分在公安局工作,娶了在电视台的漂亮的妻子。我上个星期跟他通过电话,说说各自的生活。我们都未再轻易提及那个繁星满天的夏季。毕竟,好多年了。毕竟,路太长,朋友们都走散了。

那个夏天来客串的还有哈尔滨的中岛,他说过一段话,好像是“在茅草屋里相爱,就拥有了天堂”,令我刮目相看。他不擅饮酒,喝一点脸就红了——加上个头小,像个快乐的红孩子。

还有北京大学的西渡与戈麦。想起戈麦我就心痛,他是一位清贫的圣徒,那个夏天里他谦逊地端坐在角落,偶尔面露倦容。他当时分配在中国文学出版社任编辑,发表了不少作品。仅仅在第二年,这位自觉与内省的诗人自沉于北京西郊万泉河,成为北大诗人中继海子、骆一禾之后第三位早夭者。他的遗作由西渡搜集整理,即漓江出版社公开出版的《戈麦诗集:彗星》。

夏天留下的欢乐与痛苦,一到秋天就被吹散了。然而我不会忘记,我们曾经像落叶一样聚拢在一起,在大地的掌心嘘寒问暖。在同一盏昏黄的灯下,在四堵苍白的墙壁之间,我们掏出各自的手稿,慷慨激昂地争论诗歌、理想乃至艺术的命运。很多年以后,我们再也无法恢复当时的幻想与热情,即使我们如愿以偿地拥有了荣誉、财富或地位。除了掏出钱包、身份证、盖公章的介绍信或绅士的手帕之外,我们再也无法从青春的口袋里掏出更多的什么了。

那些青梅煮酒、酩酊大醉的浪漫主义夜晚,我总是睡在伊沙特意腾出来的床上,而伊沙则和徐江挤在上铺直到我终于在偌大的北京城里摆下了一张自己的办公桌,一架自己的行军床。朋友们的友谊是我终生感激的渡口。今天夜里我情不自禁,在自己多年耕耘和苦心结扎的山寨里——怀念他们的音容笑貌,我知道,我欠他们的情,就像我无法回报这个世界所给予我的一样。北京的铁狮子坟一带,有我们的梁山,有我们的水浒传,我们曾经是长安街上的一群诗歌好汉。

伊沙向我介绍他的陕西老乡张楚时,说张楚有句歌词:“一个长安人,站在长安街上……”是他来北京后写的。这句话就是写在他文化衫上的看不见的标签。我们不都是长安街上的外乡人吗?远道跋涉,投奔这座伟大的城市来兑现自己的光荣与梦想。十里长街,华灯怒放,每一个地名,每一个遮光蔽雨的站牌,都是先人安排的,只有脚印是我们的。我们日夜兼程的脚印,我们高耸起衣领逆风而行的背影,不容置疑将构成长安街局部的风景。

1991年,伊沙从西安来信,说他和老纪将有孩子了,他们已事先为他(她)取乳名为“伊豆”(来源于川端康成的小说)。我这时才意识到,青春飞逝,脚步如流,那个夏天里那群冲动、幼稚的梦中少年,也该成为父亲了。我赶紧给伊沙与老纪回电,要求做伊豆的教父。我说,有一天,我期盼着有一天能搀着他(她)花朵般的小手,领他(她)在长安街上学步。

原文链接: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62bfcf0100lfuk.html?retcode=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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