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伯静/文

8月27日晚，13组中国摇滚“老炮”在北京工人体育场“怒放”。演唱会集结中国“老中青”三代摇滚名将近百人，崔健、唐朝、黑豹、何勇、张楚、许巍、郑钧等悉数到场演绎经典曲目。而当晚意外不断，崔健在压轴演唱《超越这一天》时，有白衣男子上台拿走了他的吉他。同时，网上有爆料称，当晚参演的13支乐队上百人集体尿检。

尽管崔健的吉他被拿走有各种版本，尽管“当晚参演的13支乐队上百人集体尿检”众说纷纭，但我想中国的所谓摇滚人们应该看看自己的“吉他”是否还在，而中国摇滚更是应该来一次彻底的“尿检”，让人们看看我们的摇滚怎么样了。

这次演唱会名为“怒放摇滚英雄演唱会”，倒不如叫“夕阳人物怀旧盛典”。这所谓的“怒放”，也许就是中国摇滚的昙花一现。“怒放”之后，中国摇滚或许又将沉寂。

“摇滚”至今没有一个十分明确的定义，但它代表一种人生的态度和哲学，这是被绝大多数人承认的。在我看来，与商业化的流行音乐相比，摇滚没有刻意煽情，只有真诚；摇滚不会屈膝献媚，更多的是批判。简单地说，“摇滚”就是一种精神。

但摇滚是需要时代土壤的，是需要坚定的毅力来坚持的。有时候，你不得不承认一点：某个时代、某些人注定产生不了摇滚。说到这里，我们就很容易理解崔健的《一无所有》为什么会在上世纪80年代让人们近乎疯狂地崇拜，我们也很容易想像张楚的《姐姐》为什么在上世纪90年代让人感到撕心裂肺。

但是今天呢？崔健的装束没有变，可30岁以下的人的眼睛却不愿意去看他；张楚依然瘦弱，但他的“姐姐”却唱不出昔日的苦涩；何勇的腰粗了，不知道他是否还明白什么是“吃进去的是粮食，拉出来的是思想”；窦唯还算明智，压根儿没出来上场。至于跟“怒放”关系最近的汪峰，我印象最深的还是“鲍家街43号”。总之，中国摇滚在近十几年以来没有走过几步，甚至还停留在上个世纪的某个角落。

以后中国会不会出现新的摇滚风潮，我不敢说，但现在，中国摇滚在事实上是不存在的。因为以崔健为首的那批人，只是像老人一样回味自己过去的辉煌。这种纯粹的喃喃自语、裹步蹒跚的“老人怀旧摇滚”，还能称之为摇滚吗？既然你们已经无话可说了，还要重复那些过去的话，还貌似很真诚，这算什么？

我突然想起Beat Happening乐队灵魂科特·柯本在遗书中写的话：“我已经好多年都不能从听音乐、写音乐及读和写中感觉到激愤了。我能想起的最大罪恶即是欺骗人们，装模作样……我已经没有任何激情了……与其苟延残喘，不如从容燃烧。”所以，“怒放”做作的愤怒，其实是一种商业的欺骗。

摇滚应该让人尊重，应该没有年龄的限制，但中国的摇滚做不到这一点。“地上”的“摇滚老人们”只会喃喃自语，“地下”的摇滚人却越来越少。当“怒放”演唱会之后，没有谁会关注“摇滚”这两个字，中国摇滚又将沉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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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楚

1968年生于湖南，长于陕西，10岁第一次离家出走，17岁考入陕西机械学院，后辍学。1987年，前往北京，从事音乐创作，曾出版《一颗不肯媚俗的心》《孤独的人是可耻的》《造飞机的工厂》三张个人专辑。1994年，参加香港红袋体育馆“摇滚中国乐势力”演出，引发轰动，与窦唯、何勇并称“魔岩三杰”。

何勇

1969年生于北京，父亲从事民乐演奏，11岁出演电影《四个小伙伴》，少年时代参演过多部电视剧、广告。1987年起，参与组建五月天乐队，后与大地、魔岩等唱片公司签约。1994年，出版个人专辑《垃圾场》并参加香港“摇滚中国乐势力”演出。

8月27日，“怒放！摇滚英雄演唱会”将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举办，届时，包括崔健、唐朝、黑豹、张楚、何勇、汪峰、郑钧、许巍等十三组人马聚集一堂，几乎将中国上世纪90年代的经典摇滚乐一网打尽。对很多70、80年代生人来讲，这将是他们集体回忆的最好机会。

无论他们是否愿意，何勇和张楚的名字将永远和“魔岩三杰”的头衔捆绑在一起。某种意义上，“魔岩”和“中国火”作为一代人的精神烙印，已经不属于他们个人，而是很多人深藏内心的对于狂热青春的偏执回忆。如今，何勇和张楚已分别度过了各自晚熟的青春，以中年男人的姿态融入社会。对现在的他们来讲，摇滚乐不只是情绪宣泄和思想传达的工具，还是一份很值得珍惜和重视的工作。这次难得的对话，发生在演唱会前某日的例行排练之前，照片的拍摄地点则选在了何勇家附近的一个小公园里，平时，这里是他和女儿玩耍的游乐场。

“关于演唱会”

最火的时候没挣到钱

何勇：最近排练得怎么样了。

张楚：差不多每天吧，好多歌都在排着，新歌老歌一起。

何勇：咱们这次(演唱会)是每人唱三首歌吧，好多人都跟我说太少了。

张楚：这是主办方的协调工作，让唱几首就唱几首吧。具体的歌我还没选好呢，看排练的感觉再决定。

何勇：《姐姐》得唱吧？

张楚：也没想好呢。

何勇：我这琢磨着，如果三首歌，我可能会唱一首新歌，两首老的，现在确定的是《钟鼓楼》肯定会唱。

张楚：听说你爸前一段住院了？

何勇：对，车祸，腿骨折了，刚准备出院。

张楚：那《钟鼓楼》中间那段三弦找别人弹？

何勇：应该还是老爷子，直接坐轮椅上台！

张楚：新歌是之前唱过的那两首？

何勇：对，《虚伪》和《风铃》，写了很多年了，但一直没发表过，也算新歌吧。第一次唱是在2004年的贺兰山音乐节，演了这么多场，还是觉得那场最过瘾，那次你也去了。

张楚：我是觉得今年在苏州音乐节的演出感觉比较好，跟乐手磨合得比较有默契了，那天大家状态都不错。现在合作的年轻乐手技术都不是问题，缺的是演出的经验。

“关于陈年往事”

愤怒未必不是好事

何勇：这次工体场的演出，老有人问是不是又要“辉煌”了。再比较红袋的那场演出，包括当年魔岩的盛世，也有好多人还在问为什么那之后(中国摇滚)就不行了。

张楚：我说我的态度，我觉得那个时候我们的状态有点超前，你看后来大型音乐节的演出越来越多，都是2000年以后了，才能解决得掉这种大型的音乐演出，(当时)就是超前。

何勇：当年的观众基础我觉得是有的，但是硬件不行。比如灯光、音响，还有演出整套的商业运作，当时我们红袋演完有点名气以后，请我们演出的都是拿伴奏带，带乐队演出会很困难，很麻烦。

张楚：我觉得我们这些人都行，无论是矛盾啊，伤害啊，都能承受过来。我们这些人只要没死，都没问题。

何勇：而且就是说你在这样一个变化的社会，你碰到了这些问题，我觉得都是正常的，而且摇滚乐在这个国家那么新那么年轻。你从我党的历史看也是，长征啊，陕北啊，然后新中国也不是那么一帆风顺的。(对记者说)媒体不也经常有变动吗？所以你只要是做事业都要经历过风雨，只要你做事就会出现这个东西，这些东西有的时候是苦难或者痛苦，最后就会变成经验。

FAMOUS：有一件事我一直想问何勇，1996年的一场演出，你一句“李素丽漂亮吗”让自己被封杀，其他摇滚乐队的演出也因此被限制了好几年。后来很多人埋怨你，说这件事断了大家的财路，你后来觉得对不住大伙吗？

何勇：我觉得我对不住我自己，什么叫对不住大伙啊？大伙是谁，大伙是谁你把名字给我说出来，我一一跟他们道个歉。

张楚：我觉得很多东西吧，大家不应该是一味的指责。比如窦唯做他的即兴音乐，连歌都不唱了，歌词都没有了，难道这种就不是摇滚乐，一定要被指责吗？艺术是把内心的东西用不同的形式表达出来，前提是真诚。中国摇滚乐经历过魔岩，经历过红袋，也经历了很多挫折，不能简单认为是某个人的问题。这个过程里还是有很多进步的东西，里面的点点滴滴很让人欣慰，让我们觉得有希望。

FAMOUS：何勇别不高兴。因为我觉得一个人进入成年人的标准就是他会去把握尺度，不去做一些相对过激的事情，但是年轻的时候不会去顾虑那么多，想到哪就说到哪做到哪。这次音乐节也是一个很大的舞台，但我相信你不会在上面去说一些有可能惹麻烦的话。这也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成长。

何勇：我没生气，我知道你的意思。(转向张楚)要不这次你来(惹麻烦)？咱们换班！

张楚：(干脆地)行！

何勇、张楚：哈哈。

何勇：我觉得那时候在舞台上会表现得很冲动，是因为年轻时总会有一种对抗的意识，觉得要和什么东西对着干。还是冲动吧，年轻时免不了冲动。过去老有采访，问我你愤怒吗？让我一直觉得特别别扭。后来我说，愤怒并不是摇滚乐特有的，每个人身上都有愤怒。你想想五四那一代人年轻人，如果他们没有愤怒，国就亡了。我觉得愤怒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张楚：那天的音乐论坛上，大家在讨论“大声说话的权利”，还有那个时代的呐喊，不同的声音。何勇写《垃圾场》，我写《上苍保佑吃完了饭的人民》，都是我们个人的经历和观察，是生活的过程。其实我小的时候学习到的对世界的理解，已经无关它这个核心是什么，只是针对不同时代的声音，针对不同的当下，我们会需要另外一个去应用的方式。

“关于新专辑”

我一直在修理语言的表达

何勇：这几年在演出的时候听过你的《向日葵》，感觉和之前三张的变化不是特别大。

张楚：我自己觉得还是有变化的。写歌词上，我中间有一段时间有障碍，这是一个摸索的过程。很多事情跟那时候相比不太一样，现在生活的这个世界，物质的东西更多，精神的东西更多，知识的东西更多，不像那个时候这三个方面相对来说都集中在一块，比较能够统一。在这样一个环境中，物质的、知识的、精神的几个方面，很难得到一个准确的表达，所以在语言的表达上我一直在修理，这是我的工作，我想要用语言和音乐表达这几方面的全部统一。

何勇：你新专辑好像录了好几年了。

张楚：就是一直在排练，一直在录，然后判断哪首歌应该放在唱片里，再不停地推翻。和乐手磨合也是，有时候满意，有时候不是特别喜欢。这事没法着急，一首歌最后的效果要看所有乐手的状态，如果是录流行音乐，那就是个活儿。但我需要乐手去创造，我要激发他们的创造力。

何勇：我这边差不多一张专辑的小样都录完了。今年的重要任务不是演出，是录音，等最近几个音乐节演完了，就回北京，好好录音，不过专辑最快也要明年出了。

张楚：听说你要弄个公司是吗？

何勇：还没定，在谈着呢。有一个朋友想给我投资，做我的唱片，也考虑做一些演出，我挺想把台湾的胡德夫请过来再好好演一场。

“关于兴趣”

我们都在关注地球

何勇：现在除了写歌之外还会写别的东西吗？

张楚：会用笔写日记，记录自己的一些想法。平时也上网看新闻。

何勇：我也看，看社会方面的比较多。

张楚：我最近一直在关注地球文明，建立关于精神与物质世界新的认识。

何勇：自然科学。

张楚：也不完全是自然科学。我会关心前段时间土耳其有一个山上的诺亚方舟，香港考察队去发现了诺亚方舟的遗址，我会关注这种新闻。

FAMOUS：我记得2004年采访你，我问你最近在研究什么，你说研究海洋的运动。

张楚：这些真的特别神奇！我看一个好像是一九一几年还是二几年英国一个动画片，讲的是关于地球的猜想。你想想，(将近)一百年前一个动画片就告诉你，你每天生活的地球其实已经慢慢变了，你天天生活的是假的地球，真的地球已经被挪走了。做短片的这个人这么聪明，一百年前就能看透一些也许正在发生的事情。

何勇：我比较关注最近世界上自然和人为的灾害。比如俄罗斯大火，还有中国的石油和美国的石油(泄漏)，各种天灾人祸吧。然后前些日子迅速地看了几眼《藏地密码》，我觉得它那个写的跟美国大片似的，可以拍成电视剧，但是它里边确实是资料性很强，有很多关于西藏的背景。

“关于生活”

胖得叫人伤心，瘦得叫人担心

何勇：你从青岛回来也几年了吧(张楚曾在青岛隐居)，现在生活还规律吗？

张楚： 生活跟在青岛的时候变化很大，工作方面的压力很大，没什么心思考虑玩的事。每天都要做事情，行动起来，把自己想做的事情做出来，在北京学会了这样。我会给自己制定日程表，每天按着执行。其他时间就和生活在北京的每个人一样—吃饭，睡觉，看看书，看看电影什么的。

何勇：我前一段经常去健身房，游游泳，还请了私人教练。最近这段天太热，睡得晚起得也晚，工作的事又太多，争取过一段再恢复锻炼。

张楚：我就是希望生活规律一点，然后就是注意睡眠。我最近也是工作特别多，睡得比较晚，都是每天四点钟睡觉。要是正常的状态下，我差不多一点睡觉，十点起床吧。

何勇：我现在也想做到能够稍微正常一点。因为我跟你不一样，我是到夜里所有家里人全睡了，就我一个人在那，然后上网，看电视，感觉特……跟单身住的气氛不太一样，一家子所有人都睡着了，就我偷偷摸摸地做这做那……那个气氛还挺逗的。

何勇：我觉得健康是特别重要的，尤其老张和我，我们都需要。汽车开到一定时候还需要维护呢，身体直接影响你的心情和精神。我有一阵锻炼特别频繁，就是游泳和健身的时候，气色和精神都特别好，看东西都比以前清楚，确实不一样。最近一个因为是夏天，还有家里我爸爸前一阵出车祸了，就没有坚持下来，过一阵还要恢复。

张楚：是应该恢复。

何勇：我这些年胖了，有人说跟十几年前比，我胖得让人伤心，你瘦得让人担心。因为到你这个年纪稍微长点肉算是正常的，但你好像更瘦了，为什么不胖啊？

张楚：(无辜地说)我胖不起来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家庭

何勇：感情无法计划FAMOUS：刚才你提到每年会有固定的演出，你觉得现在就靠音乐挣钱够花吗？养家糊口没什么问题？

何勇：还行吧。去年还行。

FAMOUS：你当了爹之后，觉得生活的压力变得更重了吗？

何勇：我现在比较乐意去接受这种压力。我现在最大的爱好就是跟女儿玩，实在太好玩了。

FAMOUS：当爹这件事你是心里早有准备，说“我想好了”，还是说这孩子有了之后你才觉得“也行”的。

何勇：这个就不谈了吧。

FAMOUS：我是觉得主动或者被动的接受这种责任，从男人角度来看还是挺不一样。

何勇：找老婆这个事，不是说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生活很少像电影里两人热恋，然后找个地，餐厅、鲜花、戒指，然后结婚了，生孩子。起码在我周围我没看见几个，在我的生活周围好像不太存在这种东西。比如你做唱片，可以去策划，做每一件事情都能够按步骤进行，顶多有点小的变化，惟独感情这个事情无法计划。

张楚：我不会寻找机缘

FAMOUS：张楚结婚了吗？

张楚：没有呢。

FAMOUS：在《一颗不肯媚俗的心》里面，有你写的一首《太阳车》，到了《造飞机的工厂》，这首歌的名字变成了《结婚》，记得这首歌还曾经成为了电影《爱情麻辣烫》的插曲，你在写那首歌这么多年之后，一直没有碰到结婚这个事件触发点吗？

张楚：小的时候写《太阳车》，是对爱情的最初的理想，我觉得这个东西就定格在那了，因为那个是最初的，但是自己后来的经历却跟那个不是一回事，为什么自己现在的生活是这样？可能是因为自己不是特别认真。

FAMOUS：对什么不认真？

张楚：在这个结婚事情的处理上，就是没有认真去想，把更多的兴趣和时间放在了别的事情上。我不太会去理解感情，或者去寻找一个这样的机缘。

FAMOUS：你说的这种感情是特指架构在婚姻形式之上的吧？纯粹的感情相信你肯定是可以理解的，一旦牵扯到婚姻会变得不一样吗？

张楚：对。我觉得在这两者之间的联系还不是太够。

FAMOUS：那结婚这件事，你现在是排斥，没做好准备，还是没概念？

张楚：肯定不是排斥，好像没有时间，有时候忙于工作，一直没有时间去完成。

何勇：还是不够重视。

FAMOUS：你考虑过下一代这件事吗？

张楚：我觉得还是得有个家庭吧。

魔岩三杰

我们生活在小圈子里

FAMOUS：2004年，咱们喝酒的时候你说出了“张楚死了，自己疯了，窦唯成仙了”这句话。现在又过了六年，你觉得哥儿几个状态有什么变化？

何勇：现在好多了。现在我和老张的生活和工作基本上朝着一个正轨上走，就是进入轨道了。原来离社会现实很远，我们一直生活在自己的一个小圈子里，从音乐形式来说我们也是一个小众的东西。现在感觉跟社会的关系更密切了，比如我，工作上有经纪人，助理，也有乐队，现在每年都有多少场演出循环地在做。生活上，我已经是一个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人。老张的状态也差不多吧。窦唯？他还仙儿着呢。

FAMOUS：那天你说给窦唯打个电话，让他演唱会的时候过来吹吹笛子？

何勇：我问他了，不愿意来，他仙着呢，不愿意扎堆，要不一开始就跟我们一块演了。

FAMOUS：他后来做的音乐你都听了吗？

何勇：我听得比较少，我觉得他是在给自己创造一个独特的音乐环境。

张楚：我听了一些，有一部分挺喜欢的，我喜欢他的即兴演奏，里面有一种放得下的感觉，因为放得下你才能得到更大的自我，这是他对东方哲学的认识，他有些音乐里面也会有想拿起来的感觉，拿起的时候会有一种……我说不清楚，但我听他的音乐，挺能知道他要讲什么。

FAMOUS：那我想知道，2007年，你们魔岩三杰一起去草原音乐节，那天下雨，很多观众打着伞看演出，窦唯伴着音乐一直在念叨：“拿雨伞尖捅脖子，能捅死。”我在现场体会了半天，还是不知道他想表达什么。

张楚：(想一下)我觉得他想表达的就是一个边缘人的状态吧。

新乐队

英文没带来国际化

FAMOUS：这次的摇滚演出主要是你们这一代的乐队，最近看过什么新乐队的演出吗？

何勇：我听得少，有时候他们请我去看，比如反光镜，因为他们鼓手跟我合作过，然后其他的乐队就少有机会看到演出。像后海大鲨鱼什么的都听说过，但没有特别深入的接触。

张楚：我听了兵马司唱片做的几个乐队。还有重塑雕像的权利、PK14，几个后朋克的乐队。

FAMOUS：跟你们当年相比，现在的年轻乐队好像不会再有要去跟谁战斗的感觉了，变得流行化，普及化，无害化了。

何勇：有阴三儿啊！

FAMOUS：那个挺有害的。

张楚：那是一个什么，说唱的？

何勇：脏的！骂社会，骂老师。

FAMOUS：现在好多年轻乐队都用英文创作，你们怎么看？

何勇：英文创作也没带来他们的国际化。

张楚：我是这么理解的，英文它思维跟中文还不一样，他所要表达的，作为形式来说，我觉得在写歌词上更有意思一点。

FAMOUS：你自己考虑过写英文歌词吗？

张楚：我想试一试，因为它确实有意思，有一段时间我找了个老师学习英语，然后发现他们语言的逻辑跟中文的确是不太一样。

四十岁

我们没想过那么远

FAMOUS：现在你们俩四十多了，现在的生活跟你们二十岁左右的时候，想象的自己四十岁的样子有多大出入？

何勇：我们二十多岁的时候没有想到那么远。

张楚：最多想到三十岁。

FAMOUS：那如果让你二十岁的时候看到现在的你，你会喜欢这个人吗？

何勇：不知道。真不知道。

FAMOUS：那你现在喜欢自己吗？

何勇：我还行。

张楚：我觉得很难说，我觉得我挺失望的。

FAMOUS：为什么？

张楚：我觉得，我好像有很多事情没有去做。

FAMOUS：是有什么具体的事？还是也不知道有什么事没做，但总有缺失感。

张楚：我觉得我有些事情没有去做，因为我作为一个做音乐的人吧，现在一个这样的状态，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时代这么发展出来的人，我好多事情好像没有去做，这让我觉得有一些遗憾。

FAMOUS：有什么具体的事情呢？

张楚：比如说我没有换过一个工作，音乐之外的工作，这样我就没有机会去关注到很多其他的东西。比如家庭，还有孩子，我现在正在努力，希望能有机会弥补这些遗憾。

幸福幸福没有疑问

FAMOUS：何勇你现在幸福吗？

何勇：幸福？有点感觉吧。这种幸福其实就是来源于位置，年龄的位置。幸福其实是这样，我们年轻的时候做音乐嘛，做艺术一直追求完美。然后，你到现在终于特别清楚的知道了，你在音乐上可以追求完美，但是在生活上是没有完美的，任何人都做不到。认识到这一点以后，在这个基础上来说，不幸和幸福我都有。

FAMOUS：接受了生活的不完美之后，你反而比较坦然和容易幸福了。

何勇：比较坦然了吧。我是不幸和幸福都经历了，如果你要说现在幸福吧，我觉得可能还有缺憾；你要说现在不幸福吧，也不准确。反正跟我的不幸来比，我现在当然是幸福的，看你跟上面比还是跟下面比。

FAMOUS：张楚幸福吗？

张楚：(沉默)幸福当然是觉得幸福了，还有什么可疑问的。

FAMOUS：没有补充说明？

张楚：没有。

何勇首张专辑原定的名字是《麒麟日记》，在发行之前改成了更有破坏力的《垃圾场》，专辑封面上，年轻的何勇赤裸着上身，目光犀利，表情冷峻，全身则被团团烈焰所包裹，隐射了滚石魔岩“中国火”的唱片品牌。在那个年代，何勇就是舞台上的炸药包，现场爆发力最强第一人当之无愧，香港红磡磡演唱会上火星崩裂般的表演甚至让他成为了偶像。到现在，何勇依然被摇滚圈内公认为中国朋克乐的鼻祖，而当年的歌迷也还记得他那个令人心驰神往的绰号—“麒麟王子”。

张楚曾被称为“摇滚诗人”，因为他歌词中的文学性、诗意和美感完全超越了当时人们对于流行音乐的想象力，而他自己却对此懵然无知，永远是一副误闯人间的仓惶模样。“魔岩三杰”的专辑中，《孤独的人是可耻的》的封面最为简单，没有用到任何的背景处理和图片渲染，因为不需要，镜子里张楚孩子般单纯的面庞和未经世事的眼神，让人一看便心头发紧。记忆中的张楚，总是同一副表情：紧张地闭锁着嘴唇，随时准备开始歌唱，这歌声无聊，可是辉煌。

编辑| 李志明 采写 | 本刊记者 李志明 康沛 摄影 | 郭延冰

《一把吉他走天涯》

第二次写你了，张楚。

1988年初夏，我与《文艺报》副主编文椿及词作家王健应张暖忻之约，为你弄一个本子，一部以你的经历为素材的音乐片。当我与两位”慈祥的老奶奶”经过这般那般的争论与争吵，拿出剧本的第三稿《歧路》的时候，张暖忻导演已经把这个流浪歌手的故事忘得一干二净，她的兴趣火速转人为林立果选妃这个”历史性”事件中去了。今天我重操旧笔，却已厌倦了先前的思路。朋友，我想替你呈现的将不单是一个满脑子流浪意识的歌手；一名自学成才的青年；一位自黄土地上崛起的乐坛奇才。同时，这也不单单是一个一把吉他走天涯的”传奇故事”。

你我津津乐道的”摇滚歌王”崔健，还记得他每次上台后的一句开场白吗?–”朋友们，你们在哪儿?”崔健在寻找观众的位置，他试图在观众的回声中找到自个儿的位置。那么，今夕我在长安，在外国语学院的单身宿舍中写这堆文字的时候，有一种欲望好似烟瘾发作一般向我袭来，令我真想一声大叫：”张楚，你在哪儿?”我是想问：作为张楚的张楚，究竟是哪一个?

这三年里你的小脸儿也变得太快了!令我疑惑是否有上溯到1987年12月那个晚上的必要。经由兹全兄的引领，你来到我在北师大西南楼339宿舍，我们是中学同学，一道毕业于西安三中。握手之后，你坐在对面问我：”还写诗吗?”我笑了：”写。”你说：”读两首听听。”我读了两首。接着–似乎还说了点别的，你说：”找把吉他，我唱两首诗给你听听。”你说唱两首诗给我听听!我赶紧从外宿舍借来一把吉他，你调试了半天。然后拨动琴弦，唱了你的”诗”–几首你作词作曲的歌，你的早期作品《太阳车》、《过客》、《寻觅自己》什么的。我暗自吃惊：这个中学时代从不唱歌也不写诗的家伙怎么一夜之间成了词曲俱全的歌手?那样沙哑高亢充满张力的歌声，那样极似台湾高手罗大佑的曲调，那样的歌词：”每天太阳刚升起／我便去寻觅我自己／在太阳的影子里寻觅／希望它告诉我／怎么才不是你”"天边飘过的太阳车／满载我的怅惘／你欲奔向何方／再载我一片痴心妄想”更令我吃惊的是得知你目前的境况和今后的打算：你退学了，离开就读一年的陕西机械学院，来北京准备在歌坛闯。当时你住在北大兹全兄那里，那晚告别时，在夜色中你问我是否认识音乐界的什么人，我想了半天总算想起了一个人。我们约定一起去找他。

那是个狂风大作的星期天，我们找到××所在的文工团时已是下午。当时日渐走红的青年作曲家，终于接过你誊抄的工工整整的歌谱时，好友钟品已不顾主人顿时皱紧的眉头，率先掏出了香烟。在纠正了几个记谱上的小错误之后，他终于坐到钢琴前试弹你的曲子。伙计，他是用钢琴在弹你略带摇滚意味的东西!在你婉转地表达了抗议之后，他摊开手：”我这儿没有吉他。”然后站起来，站在离我们很远的位置上，悠然地望着你：”想吃这碗饭的人太多啦”然后便把歌谱轻轻放在你的面前。

从××家回来的路上，经钟品的指引，我们又直奔陈哲的家。这位以《让世界充满爱》、《血染的风采》而一举成名的青年词作家，住在地坛附近一个偏僻的胡同里，没想到他那简陋小屋的门上吊着一把生锈的黑锁。

我们真感到冷了!在豁口的一家小饭铺里端起零打的二锅头，仰起了脖子，我注意到你那时那刻的表情有点像《老井》中张艺谋的那副德性。

仅有的两条”上层路线”在我们面前断了!连线头都变得有点模糊不清。那以后的一段时间，你似乎已断绝了种种”非分之想”，疯狂地投入到创作中去。那时你仍住在北大，一星期来我这儿一趟，几乎是每星期都为我们带来一首新歌。《黄土地》、《西出阳关》和《失落城堡的居民》是你那一时期的代表作，你已从自身的生存困惑中抬起头来，把目光投向更广阔的历史和人生。”黄土地的汉子很结实／黄土地的女人很朴实／在山上唱歌很荒凉／在窑洞里睡觉很安详／黄土地的路在山崖／黄土地的水在地下／过去有很多树／现在有风沙”《黄土地》迅速在北师大中文系的学生们中间传唱开来，那份苍凉感，那种充满渴望，想抓住点什么的声音在每位听众的心中弥漫。以至我们听徐沛东的《黄土高坡》时，总觉得不过瘾，那纯粹是为”伪村姑”一般的歌手写的。始料不及，你的歌迅速波及到其他院校。有好几次你在陌生的ASe乍然听到自己写的歌曲，激动得手舞足蹈，简直要发疯!来自各高校团委、学生会的邀请接踵而至，你便相继出现在北大、北师大、清华、外贸大学、中央戏剧学院等地的舞台上，受到同学们的热烈欢迎。每次演出，两瓶汽水和一片掌声便是给你的报酬，你乐颠乐颠地骑一辆破车，在北京初春的大风沙中归去来兮。文艺界权威的《文艺报》以《大学生–小歌手》为题对此事做了报导，却无法搞清你到底是来自北大还是北师大，而那些日子，你确实做了北大和北师大的”旁听生”。你是否还记得在北师大中文系当代文学课上，著名诗人、诗歌理论家任洪渊先生让出讲台，邀请你为同学们演唱的动人情景呢?!那是多么幸福的时光，又是多么贫困的日子!你靠西安的父母和姐姐寄来的钱艰难度日，兹全兄也使尽赚钱招数给歌们儿以最温暖的救济。后来你搬到我处，我们便在一起”穷乐”啦!感谢北师大西南楼339这间肮脏零乱的宿舍，在我还是它的主人之一的那些年头，曾接待过无数位流浪诗人，它以一张空床的”广大空间”收容了唯一的歌者–你。感谢我们亲密的朋友钟品、杨树、宗民、吕兴华、王为民和周敏，他们因你的到来而感到快乐。而你，不论他们中的哪一位请你看场电影或者吃顿简单的夜宵，你都会快乐得开怀大笑，并为他们唱你的歌!然而，在掌声和友情的后面，你已触摸到冰冷的”生存危机”。你是怀着做一个职业歌手的决心和打算离开大学来到北京的，而当时的境况使你深感愧对自己，愧对朋友和亲人。有一次你用徐江的藏刀朝自己手背划去，我说：”你他妈发的什么狠?!”你怔怔地望着手背上滚动的一串血珠，喃喃自语：”放血的感觉真凉”给自己放血后来已经变成你的一种习惯，一种阶段性的需要，我不知这是生理上的还是心理上的，一度以为你小子是个自虐狂后来一直被你称作”恩师”的《歌曲》编辑部的青年编辑雷晓东，是在一次极其偶然的会面中发现你的。他把你的歌词推荐到《词刊》发表，《词刊》以头版头条的显赫位置推出了你的《黄土地》和《失落城堡的居民》。与此同时，雷晓东又将你带入了当时北京音乐界在长城饭店举办的一周一次的”周末音乐沙龙”。由财大气粗的国际声像出版公司出资举办的这项传统性的沙龙晚会，汇聚了北京音乐界的头面人物，同时也汇聚着各大音像公司的”老板”们，现时如日中天的青年歌手刘欢、孙国庆、胡寅寅、范琳琳、胡月等就是在这个沙龙上，首先引起音乐界和出版界的注意后，才走向广大听众的。你第一次坐在沙龙上露面便引起了不小的轰动，那天你一口气唱了十首歌，把贮存的”好货”快抖光了!你觉得自己唱得并不十分好，因为那天的你不是向艺术挑战而是向生存挑战啊!掌声已不能使你满足，你在等待掌声后面的什么，你感到自己像一个贼眉鼠眼的小偷，那天在场的有谁呢?中国音乐界的”乔老爷”(著名词作家乔羽)，著名歌唱家、东方歌舞团团长王昆，著名作曲家谷建芬和她的老搭档王健老太太，因《雪城》而一炮打响的中年作曲家李黎夫那天你”收获”的名片有一厚沓，深夜回到”339″，你把它们扔在一旁，小心翼翼地从内衣口袋里掏出最”珍贵”的一张：国际声像出版公司总经理–刘长城。你无比兴奋地说：”刘老板要给我点T啦!”1988年5月25日(我没记错吧)，你领到你来北京挣到的第一笔钱：两百五十元整。你在北师大小卖部弄了两箱啤酒，差人来喊我们去搬。我记得那天你没喝两瓶就吐了，我和钟品把你往厕所架，你大吐不止，支支吾吾地说：你很久没喝酒了，以后再也不喝了。

也许艺术家注定要饱受生活的贫困，独守寂寞。在那之后的一段时间，你写不出歌来了。不论你怎么把刀子往手背上扎，也都没用。那阵儿你过得太”热闹”了一点：我和文椿、王健正在搞那个本子，青年女作家丁小琦正在写关于你的报告文学，中国录音总公司准备开录你的个人作品专辑，来找你的各色人等也多起来，还有人来拉你”走穴”诱惑太多了!你已没有时间和我们一起去上课，没有时间来读你所热爱的尤金•奥尼尔的戏剧和米兰昆德拉的小说了，甚至没有时间跟你从不离身的吉他”亲热”一会儿，这是最要命的!朋友们提醒你，你默然谛听，然后站起来一声大吼。最终你还是”挺住”了，采取的是属于你自己的方式：逃!逃离喧嚣!你从”中录”领回预支的三千元稿费，在北太平庄的畅春园酒家请了我们，那天我们吃了三十块钱的一条鱼，当你突然宣布：你要到西藏去，去做一回盗马贼，去跟一个写小说的马原聊聊!鱼刺卡住了我们的喉咙，张楚，你是为自个儿壮行?

打那以后，我感到应该有理由对你有所期待，倒不是你从西藏归来带回两首别开生面的好歌：《你就走吧》、《寻人启事》。而是我看到你身上的一种品质，一种成为一名真正的艺术家必须具备的人格上的东西。别怪我说的那么”矫情”，那些不”矫情”的人们又在干些什么呢?你就走吧，你就走吧!”别在我独守的空门停留／别看我风中颤抖的双手／别问我是否孤单／别停在雨季的山前”我写我的第二部电视剧《逝去的冬日》(与钟品合作)时，用《你就走吧》作了主题歌。上个月我遇到西安青年诗人仝晓锋，他说：”你写的那个东西真是一无是处，只有那首歌!”是的，只有那首歌。1989年7月，我们毕业离校的前一天晚上，中文系的同学围坐在大操场，同声高唱《你就走吧》。歌唱完了，在一片死亡般的寂静中，我忽然听到有人开始嚎啕大哭!这是你并不知道的，那时你远在新疆，跋涉在茫茫一片的大戈壁中。那是你第三次逃离北京的流浪。你的”第二次”是在1988年年底，并非自身的困惑，你刚写出《将、将、将》、《欲望号街车》等力作。但那却是你最”背”的一段日子。毫无原因，”国际声像”中止了与你的合同。”中录”录制的你的个人专辑未能发行，你不得不再次遭遇”生存危机”。你一言不发地走了，去了海南，那是一次彻头彻尾的大失败!你连在酒吧里演唱的资格都没有得到，在工地推了一个月的水泥车后，勉强挣足了盘缠，回到西安。张楚，在一遍遍的流浪中，你经验了什么?你一次次拒绝”下海走穴”，在歌手大把捞钱甚至拒绝交税的今天，你小子”硬气”个什么劲儿呢!?俗话不俗–”心诚则灵”，张楚，你梦想中的那个大东西，那个远东西，你一定会拿到!

毕业之后，我回到长安，回到生养我们的这座古城。我在寂寞中继续朝着一个方向写去间或有你来自北京的消息：你的个人作品专辑《将、将、将》在搁浅一年之后终于”浮出海面”；台湾歌坛之霸”滚石”唱片公司开录你的新歌；你已经开始玩重金属摇滚了。

而对生存境况的种种改观你总是说：这一切与歌无关!

回过头来，让我们一起想想：你是怎么开始作曲唱歌的呢?在陕机院读书的时候，为一个被你称作”躯壳”的北京女孩，你要让她听到你为她而写的诗。我不知道是你丫脑瓜里先有了那些乱七八糟的旋律，还是先学会了在吉他上”造曲儿”的技法?

但我知道，对你来说：歌已非歌。
张楚，既然歌已非歌，那么你就走吧。

张楚这个人
我的”一个半”同学

张楚是我的中学同学，19791985年的6年间，我们都在西安三中就读。同时，他也算我的半个大学同学：自1987年11月他进京闯荡开始到1989年7月我毕业离京，这近两年的时间里，张楚几乎一直都生活在北师大。

说来真巧，那段时间，我们宿舍总有一张空床留给他，最坏的情况得有一个人睡桌子，但也不会让唯一的歌手去睡。好在最坏的情况不常有。

那段时间张楚总是和我们一起去上课，坐图书馆，在学生食堂吃饭，一起看电影、话剧，逛美术馆俨然成了北师大中文系85级的一员，毕业的时候，在发毕业证书的那天，有位同学开玩笑地问辅导员：”有张楚的吗?”

张楚最早的演出就是在北师大和北京的其他几所高校，他最初被人注意也是因其在大学生中的影响，第一篇写张楚的文章是词作家王健在《文艺报》上所撰《大学生–小歌手》，文中误称张楚为来自”北师大的学生”。

张楚的中学时代

对于中学时代的张楚，我只能谈出印象。因为我们始终没有同在一班。
那时的他叫”张红兵”，绰号”红苕”。一个黑瘦的小个子。
他在初三那年曾干过一件轰动全校的事情，和另外三名同学突然出走，去神农架追踪野人，搅得学校上下一团乱。结果是他们扒乘煤车，被发现后关进了三门峡少管所，后被学校派人前去领回进入高中，就更无风头可出了。有一次他在教室周围踢球，打碎了几块玻璃，被勒令在全年级面前检讨。另有一次，我们正在跑操，他站在队伍之外，叼着一支雪茄嘿嘿傻笑，气得带队老师破口大骂–那时候得宠的似乎都是一些”三好学生”，首先学习要好，体育方面应该也有两手，如果再配一张小白脸的话，你就可以干一些诸如早恋的事情啦。
张楚在哪方面都站不住，就说他后来赖以生存的唱歌，那时也从未展露过才华，即使在班里的联欢会上，他也属于因拿不出节目而闷坐着嗑瓜子的人。记得那时候年级有过一个被称为”小彭丽媛”的女生和一个被称为”小张明敏”的男生，颇出风头
那时的张楚太不起眼了!
几年以后，当我碰到曾带过张楚的一位语文老师，我曾向他报喜：张红兵已经成了歌星啦。这位老师确也乐歪了嘴：”他那作文水平，还能自己写歌词?”

张楚原本诗人

我们中学毕业的那年，张楚加入了高考落榜者的行列。
大学的第一个暑假，我回到西安。一天，和一位老同学正在泡咖啡馆，透过高大的玻璃望出去，见一瘦小的身影正在锁车，此人正是张红兵(张楚)。我们喊他进来。那天我们喝的是葡萄酒，那家咖啡馆只供应葡萄酒。
问及近况，张楚说他正在上某中学的高考补习班，准备来年再考。他说听我们过去的一位数学老师说昆明工学院不错。
第二年张楚并未考入昆明工学院，也未考出西安，他考上了陕西机械学院，学的是建筑。
上大学后他开始写诗，学的是台湾诗的路子，后来开始学吉他，这两件东西是他再后来写歌的物质基础，动机是一位女孩，一位被他被为”躯壳”的北京女孩。
“躯壳”是学校广播站的播音员，每天中午和下午的吃饭时间，她的声音通过高音喇叭无所不在，骚扰着他的肠胃
他为她写了很多诗，可她并不爱诗。他以为她喜欢音乐，于是就用自己刚掌握的一点乐理为这些诗谱曲
这是一次没有结果的爱情，符合初恋的规律。它的结果就是一位创作型歌手的诞生，破灭的爱情往往会成全一位天才，就像艺术史上一再出现的那样
张楚的第一首歌是《太阳车》。小布尔乔亚。大佑遗风。
凭借这些歌的演唱，他成了这所学院的”十大歌星”之首。很快地，他也就离开了
因为一次打架，他的一位”同伙”下手太黑，打断了对方的腰，还未等到校方给他们的处分，他反倒失去了耐心抬腿走人。

流浪：生存的乌托邦

987年11月，张楚来到北京，开始了他的流浪岁月。
至1989年7月，我只是他前半段流浪生涯的目击者。开始他的父母和姐姐定期给他寄钱，又在大学吃住，他过着和一般大学生基本相似的日子。
所不同的是，他的辛酸来自于别人对他作品的拒绝。有我作证，即使在这方面，张楚遇到的好人也比坏人多，这小子运气好，谁让他”天生我材”了呢?
988年5月，他就领到了工资，第一次吃上了音乐的饭–是啤酒。
两箱啤酒被搬进我们宿舍，最先被放倒的是张楚本人，也可能是因为心情激动，酸甜苦辣都随酒精上头，他大吐不止，我和一位同学把他往厕所架
后来我才听说，张楚最悲惨的一段日子是1989年9月–他在新疆转了一圈再度返京之后，突然没地儿住了，伴随着毕业，我们肮脏温暖而又为所欲为的宿舍已经旁落。
他在公安局住了几天–那是因为我的同学、我们的朋友、诗人侯马分到了公安局。
据侯马后来回忆说，那些日子，张楚总是四处打电话，现在想来就是在到处寻觅住处。找来找去，张楚又找回了大学，偶然结交的中央戏剧学院的一帮小哥，使他堂而皇之地住进了”中戏”的学生宿舍，在”中戏”的那段日子，他还遭遇了抵达今天的爱情。当我们回头看张楚所走过的这些年，他最好的创作状态还是在北师大–那相对宽松、稳定、有闲的环境中，他迄今为止绝大部分优秀作品都写于那一时期，后来，他的个别歌(如《孤独的人是可耻的》、《上苍保佑吃饱了饭的人民》、《赵小姐》)在意识上超过了以前，可在整体状态的饱满上，音乐的穿透力上却逊于当年。
流浪，这生存的乌托邦，在今天甚至不具有题材的意义。

最后一个启蒙者

991年3月和9月，张楚两度撤回西安，前后加起来住了有四个月。
他一直住在外语学院，我在那儿上班，那时蒋涛还没有毕业，视摇滚为事业，创设了”西安摇滚普及办公室”。
张楚说他撤西安是为了休整一下，当时北京也没有什么事儿。尽管大伙整天吃吃喝喝，可围绕着张楚似乎也干了几件事儿。
关键是那忙回来的张楚提起摇滚，一脸的使命感，他自己想干事儿。在外语学院、工业学院和西安大学，他搞了一系列的摇滚讲座，甚至还把摇滚普及到了黄河中下游管理局
在我眼中的张楚是最后一个启蒙者的形象，他执拗地坚持着要让别人信他的话，这是他生活中少有的也是最可爱的一面。可是启蒙的年代已经结束了，风起云涌的是80年代一去不返6张楚是”崔健二世”吗?
当年陈刚约我写写张楚，那就是发表在《当代青年1991年3月号上的那篇《一把吉他走天涯》，那也是继王健老太太之后第二篇记述张楚的文字。
记得在那篇文章中，我首次把张楚称为”崔健第二”。两年后，他靠《姐姐》一炮而红，写的文字也应运而生。在众多的篇目中，很多人重复了这个意思。
而今天，我要收回我的话。
在今天，没有人能够成为”崔健二世”，也没有必要再去争当”崔健二世”。
在那启蒙的年代，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启蒙者崔健已经干完了所有的事情，历史赋予他的这个角色，不会在历史中第二次出现。
正如诗歌界的北岛，他的名字已不仅仅徒有纯诗艺的意味，而是一个符号、一个角色的代称，这是历史的选择。
它使所有”赶超”的企图变得徒劳无用，个人才华再大，也大不过历史。那些搞艺术的，人间烟火可以不食，这个厉害却不得不吃。
张楚只能是张楚。
从此以后的摇滚人必须更加关注音乐自身。7张楚是六亲不认的人吗?我常被一些热心者问及张楚做人方面的问题。在此，我愿意
谈论这方面的问题，但绝无是非可言。
当年，张楚初到北京时，并未找我，他先找到我们共同的一位朋友，在北大读书的于兹全。于为他提供了最初的住处和经济方面的不少便利，后来他们掰了。其中有于的问题，但作为目击者我要更多地责备张楚，因为在他们曾经的友谊中，张楚是最大的甚至是唯一的获利者。
很多朋友对我说：”张楚变了!”而这些朋友是或多或少帮助过他的人，这令我感到不安。
张楚在其歌中唱道：”江湖险恶，人心叵测。”他或许想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是险恶江湖铸就了他的铁石心肠，还是生来就是没心没肺?我曾批评臧天朔的作品温情太多、缺乏仇恨。张楚其人其歌不乏仇恨，但作为江湖中人，我希望他能恪守”江湖规矩”。
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可能过了，但受人滴水之恩当滴水回报，起码是一种公平吧?
我不希望中国的摇滚人在追求西化的过程，首先学会的便是成名之后六亲不认，诸如崔健跟赵建伟的那场莫名其妙的官司，那是老崔想表现一点儿什么，表现自己已经进化成怎样一种人!若真是六亲不认的人，索性做得更彻底，当初别人的滴水之恩也干脆甭要!
几年来，我与张楚更像是同志式的那种，我也有意而为之，若是以朋友论，我知道迟早会碰伤些什么，因为我面对的是张楚。

劝告张楚：不要为知识分子写歌

中国最具人文色彩的两位歌手：一个是崔健，一个是张楚。和崔健一样，张楚一开始首先得到的是大学生们的喜爱。接着是在诸多文化人搞的沙龙上，有一段时问，那是在张楚还未进入商业渠道之前，他也曾相当迷恋这种文化消费型的沙龙，也很在意谁谁谁在这种沙龙上说了点儿什么，反应如何，包括大学们的掌声。
的确，在”滚圈”之内，张楚有着许多先天的优势，尽管属于”大学肄业”，但他确实是个知识分子，他是从写诗开始的，后来还写过小说和电影剧本。据说，在中国的摇滚人中间，只有崔健和张楚平日才读读书，比起那些把更多的精力花在头饰和衣饰上的家伙们，张楚所拥有的则多得太多了。
知识分子喜欢崔健，因为他的”深度”；知识分子喜欢张楚，同样是因为他的”深度”。我看到属于风雅型的《文汇读书周报》上有人撰文言及张楚的文化意义，就想对张楚说点儿什么–”不要为知识分子写歌!”
时问步人90年代以来，首先在诗界，由肖开愚、西川、欧阳江河等提出了一个”知识分子写作”，后又补充了一个”中年写作”。在我看来，前者就像酱缸里的咸菜，生怕别人认不出自个儿是咸菜，上市之后还要挂一块招牌；而后者则是创造力阳萎者为其现状所找到的最为冠冕堂皇的说法。目前，中国诗坛的”主流”正是这种”中年”状态，他们正在为小圈子形态的”知识分子埋头写作着我不希望张楚为这类”咸菜”写歌，不希望他过于相信自己的某些优势，受某些文人说词的挑逗，这应该与音乐无关。

前几天采访了张楚老师，上次采访他还是1994年的春天，你还穿开裆裤。那时候，中国知道张楚的人应该不超过1000人。因为这次摇滚怒放演唱会，采访他，但是采访内容只用了一少部分，其余时间在跟他闲聊，不过张楚说了很多人说不出的话，留着也是浪费，还不如贴出来，免费让大家看看。反正在这个免费时代，你已经再听不到好音乐了，可能张楚不在乎音乐被你免费，但不意味免费下载就理所当然。张楚说：“别鼓吹一定要挣很多钱，或一定要贫穷，都不要去夸大。”张楚是这样的一个人：作为一个音乐人，他既不是最好时代的受益者，也不是最糟时代的受害者，他是一个忠实于内心的人。这是他叫张楚的原因。这个行业可以有一个张楚，但不能都是张楚。

因为谈话内容比较随意，我没有做太多润色，保留了张楚老师不善言谈的一面。

王：1994年我认识你后觉得，你好像对音乐不是特别执着，不像很多人非要怎么样……
张：做唱片会有些压力吧，会有些伤痛。我们是被定位为摇滚音乐，实际上我个人做音乐，我本人的性格有部分是很喜欢主流的世界观价值观的。
王：我从一开始就没觉得你非主流。
张：那是后来的结果，会有一种社会的习惯吧，或者操作音乐的媒体，有习惯，认为摇滚乐是有点和某些东西是不同的。
王：当时你和窦唯、何勇都捆在一起叫“魔岩三杰”，大家觉得这个叫摇滚，代表着一种叛逆。
张：我自己不是叛逆，我喜欢音乐中那种美的东西吧，我后来在摇滚乐圈子里处于很被动的状况。
王：摇滚乐对你而言是把标签贴在你身上，所以你很排斥。
张：还是会有挺大的阴影，我自己希望是能够跟企宣探讨一下，音乐有些不一样的空间。我不是翻旧账，不要指责谁，那时候他们帮我找的乐手，像王澜，都比较重，我会觉得很吃力，跟我的性格不符合。现在回北京做一些摇滚音乐节的演出，也会有一点儿。我现在希望回到音乐制作的最早期的状态，音乐不太是摇滚乐吉他贝司鼓，比如说加一点古典音乐，加一些流行音乐，有一些抒情的，比较传统一点儿的概念，回到那个概念。
王：你最早到北京是一个自由创作者，你也没有因为那盘专辑得到太多，那时候歌手录一盘磁带没什么太多报酬。
张：我当时得到的一共是2000块，在那个时代已经是很可观的收入。
王：即便是当时给你2000块，对你的生活并没有太大的改变，但是大家知道有你这么个人了。魔岩这个时期给你带来的东西是什么？
张：我这么理解这个时期，这个时期是个台湾的公司来做这个东西，因为他很想做摇滚乐，后来收不到钱就没法投下去。这种唱片公司的制作方式理念，90年代对我来说是个学习，怎么完成一个唱片，完成音乐的个性，又能包装一下，是我对唱片工业最开始的学习。最早国内的音乐制作状态，就是感情非常自然的流露，没有什么过高的技术，我现在也很喜欢那时候的音乐，非常的自然，后来唱片工业来完善怎么做这些，我觉得唯一的缺陷是它有的时候太急，没办法在这个环境里待的下来。很多历史就变成了这样，不可能有十全十美的事情。从那个时代到这个时代，我觉得音乐的灵魂是不会变的，打动人的音乐魅力永远不会改变的。改变的是社会人们对它的需要，可能这个时代需要这种，那个时代需要那种，对音乐的功能需要是变的，但作为艺术家对音乐的灵魂是永远不变的。
王：你理解的是音乐本身的，你个人在那个时候的生存状态和现在有什么不一样？
张：那个时候相对好一些，有些版权收入，演出收入，甚至可以不为钱，那时候，我甚至都可以选择不去演出，因为能挣很多钱啊，一场唱一首歌挣3万块钱，我都可以不去。音乐在这个时期就不是那么平衡，不得不去演出，这是收入的主要来源。
王：你不是一个特别喜欢演出的歌手，我第一次看你演出是在首体，你穿一件白衬衫，在台上来回走，这是人紧张的表现，一般歌手不紧张的在台上走也是有目的的，我看你是特别不适应的，现在对你来讲你是更喜欢那个时代的自己还是现在的自己？
张：还是挺喜欢那个时代，那个时代对我来说比较真实一些。
王：从目前看你至少在唱片时代生活上经济上有些保证，现在做唱片也会卖一些，可能不像当初了，大部分人会适应这个环境的变化，你不太适应。
张：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做的事情，适应环境变化和不适应环境变化对我来说不是问题，适应无非是适应，不适应就不适应，不适应我也没有觉得什么，我会承受一些痛苦，可是我也没觉得这些痛苦对我来说有多重要，我重要的是我喜欢做什么，我可以，真的可以去，做什么，觉得这东西真的非常好，或者听完了以后你很满意，我认真的贡献了一个东西，对我来说是这个，这是让我最满意的地方。我觉得不管适应不适应照这个去做，能够让人去感染，这个不是适应不适应的结果。
王：在一个大的时代变化当中，比如现在数字化的时代，所有原来的商业规则都变了，对你来说有影响吗？
张：对行业影响非常大，对我有影响，但影响决定我作为一个人的生活品质的好坏，但不决定我能不能创作出一个非常好的作品。
王：对你来说你生活品质是什么样子？我记得1994年去亚运村采访你，你的房子里什么都没有，灯绳是断的，灯罩是纸盒。我当时想这个人和台湾大唱片公司签约了以后住在这么个房子里？
张：去年，我去一个朋友的家里，我的女朋友的朋友的朋友，是个女的，跟外国人结婚了，她好像是学画画的，还有个小孩，那个阶段应该没工作，家里面客厅就是一盏灯挂了一个塑料垃圾筐扣在上面，非常好看，灯打上去光线一轮一轮的，有孔，宜家也没有出现过这么漂亮的。作为艺术家来说在这样的环境下，她那个状态，我知道她内心觉得很舒服。上次你见我之后没过几年，女朋友搬到名流家园，当时我住在那里，适应了商业，也挺有意思的。
王：你现在居住的环境怎么样？
张：我现在住在一个四合院里。
王：你现在基本上收入的来源是什么？
张：主要是演出，有的时候我还会去做配乐的事情。
王：他们通过自己擅长的事来改变生活质量，穿上名牌，开上好车，大家对物质的标准就是这样，这些对你来说不是。
张：我不是特别注重这个，我有时候会愿意有些变化。
王：你在魔岩期间，一年收入最高的时候能挣多少钱？
张：当时，一年好像有，高的时候有30多万吧。
王：假如说现在你一年收入100万，你会考虑干什么？
张：我要有100万，我肯定不在中国住了，我就去别的国家，能在那住好几个月呢，我肯定是这么想。
王：你可能关注一个人自己的那个状态，它来自心灵而不是外部的物质世界。
张：有一方面是我希望，因为我知道当我去思考，我的内心有一种特别优美的感觉，有一种快乐和悲伤融合在一起的。然后会有一种价值观存在。有种东西在里面，我觉得在艺术创作里会把自己带回到灵魂。
王：这么多年你还是在追求一种艺术感觉，至于带来的商业上影响、效果甚至回报，不是特别关注。
张：对。不是特别关注，一方面我也关注过，最早是中国艺术体制的问题吧，我们过去传统在上面是没有一个法律，没有一个合理的商业在运营，关注这个问题很无奈，所以我就不太去关注了。
王：你是1994年被大众知道，开始有媒体关注，有歌迷找你签名，你初次体验到的时候感觉是什么样？
张：排斥啊。就拿首体那次演出，我那天背了个军挎，里面揣个帽子，演出完我就戴上帽子，从后台跟着很多人一起往外走，好多人待在那儿叫谁谁谁的名字，好多人叫我的名字，我帽子一盖他们根本不知道我是谁，就溜出去了。
王：至今对你没有任何影响？
张：对，我觉得这种关系太不怎么样了。
王：作品应该有一种价值的体现，你排斥商业、排斥公众，那你的作品价值应该用什么标准体现？
张：嗯……我不能说用很成熟的商业考量来说，你创造了这个东西，我知道创造是怎么来的，你进入你的灵魂的地方，你进入的浅一点儿，创造出浅一点儿的东西，进入的深一点儿，创造出深一点儿的东西，看那一瞬间，能不能进入，对艺术家来说，完了过程就结束了，接下来无非就是无数次重复这个过程，商业上无数次重复，你重复十次八次还能接受，重复一百次，那完全和端盘子扫地是一回事，那个东西只在一瞬间，在你内心里产生价值，我认为艺术的价值就在那一瞬间。
王：你说的我非常理解，进入那个状态的感受和体验，其他任何时候带来的都不如那一瞬间体验到的。
张：没错。
王：现在你演出的时候还会那么排斥吗？
张：出于一些生活的压力我就会不排斥，我会想其他的一些办法，我只能是想其他办法来疏导这个问题，比如尝试做配乐啊，配乐和唱歌表演是另外一码事，尝试做另外一些工作，学习其他一些东西，我还是希望艺术家在这个事情上坦然一点，如果这个社会允许一个人这么坦然的话，再好不过了。别鼓吹一定要挣很多钱，或一定要贫穷，都不要去夸大，这两个东西对心灵的那一瞬间一点关系都没有。
王：反过来能看到一个事实，你不被外界干扰，你的存在并没有为环境而改变，你没有去抓住那些机会而在时代改变中带来多大损失，你这样的人，活在哪个时代都一样。
张：对。我觉得应该是这么看。你想想北京那时候，我看到国贸就觉得挺好看的，现在一堆比国贸大的东西，这个你怎么说呢？
王：对你来说生存的因素，并不是让你绑在商业变化甚至唱片业操作规则变化，唱片业繁荣有些人生活状况改变了，唱片业改变，可能有些人跟着起起落落，你不是这样。它让你不舒服，你不想去适应。
张：你适应了又怎么样，作品和适应是两码事，这么多做艺术的，很多人都在适应，适应了国内变化，你说适应了以后那个人变的更好了吗？只是物质上跟现在这个时代平衡了而已。
王：今天的价值观是商业的，通过智慧获取商业回报，在他们看来就是这样，演出，挣回一些钱，不好的时候再想别的办法。
张：对啊，所以这个时代就没有什么感人的东西。
王：你最长多长时间没有演出？
张：两年不演出。
王：后来有演出，大概一年几次？
张：少的时候一年一两次，多的时候一年差不多七八次。
王：今年演了几次？
张：今年好像挺多的，五六次。
王：像你这样不再喜欢演出。我是觉得还是应该让从事这个行业的人有一定收入，他才会在这个行业做下去，如果都没有收入，可能就去干别的了。
张：我觉得最差的时候，是2004年和2005年。中国一直在城市建设，文化被人瞧不起，前段时间一直房地产股票，文化也不太被关注，然后但现在好了，我了解到，国家对这个地方做了社会调查，发现文化对GDP好像有百分十几的增长，因为这个东西能让国家变的有钱，他们是从钱上看这个事儿，所以很多地方政府也支持，社会也支持，是这么来的。不是摇滚乐有多伟大，打动了谁，不是，是跟钱有关。

（感谢实习生魏玲同学整理录音）

文章经王小峰特别授权在树音乐网站上转载

注：

作者：王小峰，《三联生活周刊》记者。

摄影：黄宇 ，《三联生活周刊》摄影

我的眼睛将不再看着你

我的怀念将永远是记忆

我的自由也属于天和地

我的勇气也属于我自己

我的忍受已不再是劳累

我的真诚已不再是泪水

我的坚强已不再是虚伪

我的愤怒已不再是忏悔

——崔健《不再掩饰》

【漂亮】——关于何勇

何勇还穿着他的海魂衫，多年前在红磡的行头。我身边的兄弟也穿着，脖子上还系了一条红领巾。

连招呼都是一样的，“姑娘你漂亮吗？”

如今的姑娘都挺漂亮，不过都不如李素丽漂亮，劳模最漂亮的不是外表，是心灵。人家李劳模李大妈是御批的漂亮，谁与争锋。

警察警察，你拿着手枪。

现场有很多警察，我们这排的尽头就坐着一位，我看了，他腰间没枪。那一刻我很想问问听到这句词时警察先生作何感想，没敢问，我怕他突然变出一把枪。

“我骑着单车，带你去看夕阳”，何勇唱这句的时候，有辆吱吱嘎嘎响的自行车碾过了我的脑袋，唱歌的胖子摧毁了美好的怀旧情绪，因为听歌的也出落成了前挺后撅的胖子——岁月神偷偷走了歌者和听者的青春，却塞了一坨赘肉在我们的腰腹之间。

多年以后的今天，我们还是不能偷也不能抢，这两项技术不是娱民能掌握的，那是肉食者的专利。

多年以后的今天，姑娘们比她们的前辈更喜欢汽车洋房，不过获取途径拓宽了，不是非嫁大款不可，嫁大官也行；不是非嫁大官不可，当小三也行。

有人管这个叫繁荣。

何勇的嗓音和这个时代一起沉沦了，一起沉沦的还有他的记忆力——他甚至忘了自己写的歌词，他已不再适合做个歌手，哪怕老父亲的三弦也救不了他。

不过，老爷子，您还是一如既往的牛气。

不过，您儿子或许再也吼不出那首《垃圾场》，所以只能和您一起《钟鼓楼》。

“我”的家不再在二环路的里边，搬到五环外了吧。何勇最后的歌词是重复N遍的——“我的家，我的家，我的家”……

你家拆迁了。

你家住的多半是回迁房。

有人管这个叫巨变。

【异类】——关于张楚

有个HONGKONG词人说：香港人一辈子也写不出这样的歌词。他说的是《姐姐》，张楚的《姐姐》。

现在，即便是张楚自己，也写不出这样的歌词。传世的歌是用青春蘸着荷尔蒙写出来的，像《Crazy Heart》里老杰夫•布里吉斯那样的“老蚌生珠”，是奇迹。

奇迹是发生概率极低的好事，产生奇迹还需要自由的土壤，尤其是艺术的奇迹。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张楚，活的。在那晚的歌者之中，张楚是个异类，尽管那个叫“信”的台湾人把自己捯饬成了妖精，我也不认为他是异类，只有张楚是，还有朴树，算半个异类。

你说崔健也是异类？不，他是一把刀子，最不济也是一瓶烧刀子。

男孩脸被时光蹂躏出一脸褶子，眼神还是没变，那是一种受伤小动物的眼神，张楚的注册商标，也是异类的注册商标。他依然孤独，却没有唱那首《孤独的人是可耻的》，或许张楚早就明白了，孤独并不可耻，相反还很享受。

张楚唱起《姐姐》的时候，我发现身边的很多人都哭了，流泪的人里不乏爷们儿。爷们儿，中年的。

我不知道他们的眼泪是为什么而流，是为VCR里张楚那张悲催的老脸？还是张楚他“姐姐”的命运？

我只知道，“姐姐”永远是一种让乖戾男孩沉静下来的生物，质地温暖而柔软，不因岁月迁演和体积变化而改变，哪怕“姐姐”已长成桶状。

【怒放】——关于崔健和怒放的摇滚

汪峰在唱歌的间隙说他很爱国，嗯，我错了，他也是个异类，因为他想飞得更高。

“我想要怒放这生命”——这是汪峰的一句歌词，把“的”改成“这”，怒放就成了动词。怒放原本是一种状态，当它变身为动词时，就有了张力，和泄洪般的爆发力，排山倒海、势不可挡、见神杀神、见佛杀佛，虽千万人吾往矣，虽九死而犹未悔，不再掩饰、给你一点颜色、快让我在雪地上撒点野——是为怒放。

与之相反的是，“我想要憋屈这生命”——憋屈亦是一种状态，生存状态，这种状态，与摇滚相悖，与怒放相悖，与抗争相悖，而摇滚的筋骨，是不屈服，是不顺从，是混不吝，是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是敢于正视并告诉所有的人，你生活的世界，是一个巨大的垃圾场。

多年前，老崔问：你们喜欢《一无所有》吗？众答：喜欢！老崔问：你们想听《一无所有》吗？众答：想听！

老崔说：我他妈就是不唱！

摇滚，成分之一还有不讨好。

于是当几乎所有歌手都陪着歌迷一起怀旧的时候，老崔唱的是《不再掩饰》和《超越那一天》，而之前的消息是：崔健将要演唱的是《一无所有》和《花房姑娘》。

老崔你够狠，所以才有人请你喝茶，并拿走了你的琴。

有人说：老崔你毕竟是一枚红旗下的蛋，你懂的，蛋硬不过墙。

于是又有人说，老崔你是ROCK，这英文词儿还有个意思：“石头”。

阿丁（作家，资深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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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着很朴素的说

张楚有穿透灵魂的声音，独一无二。

虽然很模糊，但是还是很激动，往朋友提供高清的

朴树

丁武

何勇

崔健
新快报驻京记者 梁晓雯

“8·27”摇滚英雄演唱会上周五晚在北京工人体育场“怒放”。崔健、“唐朝”、“黑豹”、张楚、何勇、郑钧、许巍、汪峰……已经升为“大叔级别”的摇滚人为乐迷嘶吼，从开场的第一分钟，数万名观众一起“时空穿越”，追寻着同一个九十年代的音乐梦境。早已不摇滚的许巍，一直被认为是流行歌手的齐秦，都有充数的嫌疑，但“赤裸裸”的郑钓、“怒放生命”的汪峰、寻找“太阳”的唐朝还是为现场带来亮色。

场外票贩“打折出售”、场内观众年龄普遍偏大、台下荧光棒寥寥无几……“超越今天，2010年8月27日”，49岁的中国摇滚乐“教父”崔健这样唱道。而在崔健唱完两首歌被请下台后，乐迷还在大叫“Encore”，但现场散场灯光已经亮了。

老骥伏枥张楚、何勇老歌让人感动

张楚还是那样——消瘦、落寞。他就是“爱生活的蚂蚁”，这么多年坚持不变，尤其是他的眼神，透露出对音乐的那份执著。看似“营养不良”，却还带着一点“书生气”，这位唱起《姐姐》让很多人感动的摇滚人，多少也让人唏嘘，当晚的表演状态比他刚复出时要好很多。

唱着《姑娘漂亮》的何勇穿着标志性的海魂衫，曲目间隙他对着台下大喊：“北京的姑娘，你们漂亮吗？”演唱代表作《钟鼓楼》时，他的父亲依然和在香港时一样，为其弹着三弦。值得惋惜的是何勇的身形发生巨大变化，感动却是他依然能唱着《姑娘漂亮》一路走来。

激情燃烧

汪峰郑钧朴树许巍制造高潮

朴树头上裹着白头巾“混进”摇滚队伍，表现欲很强。在歌曲《生如夏花》《傲慢的上校》中，他的声音依然让人感动，六年前的朴树并没有走远，但新专辑的想法几能听出几分端倪。短发的许巍露出天真的表情时显得很阳光，当现场播放他的VCR时，现场观众开始喊着许巍的名字。而一曲《蓝莲花》，满足了许多歌迷心中的期待。

第一个让现场进入高潮的人物，就是郑钧，一连三首歌《回到拉萨》、《灰姑娘》，《赤裸裸》都是万人大合唱，这才让人感受到真正的摇滚Live。郑钧曾表示：“即使唱了十多年的《灰姑娘》也不会产生腻味，心境和当年是一样的。”他还称现场表演和录唱片很不一样，不是唱哪一首歌，都是一种能量，小宇宙爆发。

《怒放的生命》、《飞得更高》也算是气势磅礴地让现场“热血沸腾”。汪峰现场称《飞得更高》这首歌，自己从开始唱到抵触，从抵触到接受，再到升华，自己体会到了另外的一个高度。从鲍家街43号的颓废不堪到现在单飞后的积极向上，汪峰表示很多人是第一次在现场听他唱的，作为一个艺人，这是应该做的。偏

中规中矩 齐秦、唐朝、黑豹新歌倾情

摇滚人在自己的音乐世界里寻找“新奇”，上了年纪的歌迷却只是想怀旧一把，至少唱得上自己能哼唱的歌曲。中国人认识齐秦比认识Beyond/index.html’ target=_blank>BEYOND 还要早，当年《狼》就是齐秦的代名词，现在的他唱情歌多摇滚少，齐秦可能想要改改自己的“抒情手法”，演唱了《痛并快乐着》和自认为很摇滚的《荒》，却没有引发共鸣。

当《国际歌》响起时，全场沸腾起来。一曲《月梦》开场，接下来是《太阳》，丁武的嗓音的确是独树一帜。可惜他们并没有带来众望所归的歌曲如《梦回唐朝》，而是尝试表现出自己用功做音乐的状态。但寻找熟悉激情的观众无法苟同，只能意兴阑珊地坐下静听。没有“窦唯”的黑豹乐队少了太多气场，只有能引发合唱的《无地自容》依旧得到热捧。只可惜他们被安排第二个就登台，场子还没炒热，于是无奈当起了义务“暖场工”。现在的黑豹不像以前人们眼中那个一直贴着“窦唯”标签的乐队，但是新歌依旧无人捧场。

最佳颠覆 信装扮酷似“Lady Gaga”

当晚信独自出场，没有乐队，还是那把黑嗓，但“LadyGaga”扮相也让人吃惊不已：“怒放”的头发，“鸡毛暴发”的双肩，还有哥特式的烟熏妆。两首非经典歌曲让现场观众听得云里雾里。直到《死了都要爱》的前奏响起，台下观众才跃跃欲试起来。信随即说出心声：“其实我真的不想唱这首歌，我希望我的歌能更具有摇滚精神一些。”但他还是力邀现场观众一同合唱《死了都要爱》。

最佳外援 黄家强演绎80后粤语音乐教科书

北方人能把粤语唱得像模像样的，一定是《真的爱你》和《光辉岁月》这两首歌。Beyond 对粤语的普及化功不可没。Beyond重新回到当年的巅峰状态，但他所一直坚持着的Beyond精神最终得到了延续。黄家强的彩排一直在香港进行，而当他在“怒放摇滚”的舞台上唱起那些骨灰级经典之作时，我们不能不被打动，但离激动还有些许距离。

摇滚30年，大佬浮起后留下一片狼藉

中国摇滚乐走过30年吹响“集结号”，咆哮的不仅仅是一群大佬，还有那些前来寻找记忆的乐迷。人们难忘曾经的摇滚盛况，主办方也不怕拿来与红磡演唱来对比，如果说不妥协、反叛是摇滚一成不变的精神，那么这样一场商演又能留有怎样的余音？

说摇滚 上世纪80年代，开创先河

崔健的演出一直都很有质量，他自己也不失批判性，黑豹和唐朝是另两支开辟中国摇滚乐队先河。

1983年Beyond成立，当时的成员有黄家驹、叶世荣、邓炜谦和李荣潮(后演变成黄家驹、黄家强、黄贯中、叶世荣)。

1984年：七合板乐队成立，成员包括崔健、刘元等。同年不倒翁乐队成立：成员有臧天朔、丁武、孙国庆等，是内地第一支尝试用电乐器演绎现代音乐的乐队，也是内地摇滚乐真正意义上的奠基者。1985年：崔健的《浪子归》发行，这是张依稀有摇滚气息可循的最早期流行乐唱片；侯德健与程琳合作发表了《新鞋子旧鞋子》。第二年，崔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世界和平年”首届百名歌星演唱会上首唱《一无所有》，震惊歌坛。

1986年：“世界和平年百名歌星演唱会”纪念专辑里收录了崔健的《一无所有》和《不是我不明白》，这标志着中国摇滚乐的正式诞生。他个人的第一张专辑《新长征路上的摇滚》本身是中国第一张真正意义上的摇滚乐专辑、在北展剧场举办的第一次摇滚演唱会。

1987年：黑豹乐队成立，初创阵容为郭传林、丁武、王文杰等；10月《音像世界》在上海创刊，“对话摇滚”是当时最有影响力栏目。

1988年：唐朝乐队成立。窦唯正式加入黑豹乐队。

1989年：崔健在北展剧场举办个人演唱会，标志着中国摇滚乐的正式出台。推出首张个人专辑《新长征路上的摇滚》，成为中国摇滚史上第一张专辑；同年面孔、青铜器等多支乐队成立。

上世纪90年代 红磡传说魔岩三杰

1990年，台湾滚石旗下魔岩唱片进驻内地，先后签下唐朝、张楚、窦唯。

1990年：被称为“中国首届摇滚音乐节”的“90现代音乐会”在首都体育馆举行，唐朝等6支乐队参与演出；随后唐朝乐队与台湾滚石唱片公司签约。何勇领衔的报童乐队成立。

1991年：指南针等多支乐队成立；黑豹专辑在香港推出，《Don’tBreak My Heart》不单叱咤香港，内地也被广为传唱；崔健第二张专辑《解决》出版。

1992年：唐朝乐队出版首张专辑《梦回唐朝》，首发10万；同年黑豹乐队首张专辑在内地出版发行；滚石制作《中国火》专辑，曲目有张楚的《姐姐》、黑豹的《无地自容》等。

1993年：全美MTV音乐奖提名揭晓，唐朝乐队《梦回唐朝》获亚洲最佳MTV提名；6月30日，Be-yond乐队主唱兼节奏吉他手黄家驹在日本东京逝世；7月，黑豹乐队开始全国巡演，年底推出第二张专辑《光芒之神》；11月，鲍家街43号乐队成立。

1994年：指南针乐队专辑《选择坚强》面世、何勇专辑《垃圾场》、窦唯专辑《黑梦》、张楚专辑《孤独的人是可耻的》、崔健第三张专辑《红旗下的蛋》面世；子曰乐队成立；12月，北京三里屯酒吧一条街开始出现。12月17日，窦唯、张楚、何勇、唐朝等在香港红磡体育场举行演唱会，为此年摇滚事业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

1996年：零点乐队推出首张专辑《别误会》；《中国火2》出版；冰岛女歌手比约克来京演出。

1997年：北京摇滚圈在长达两年的疼痛之后推出纪念专辑《再见张炬》；张楚的《造飞机的工厂》成为当年经典。

1998年：崔健推出《无能的力量》，并在石家庄举办了一次大型演出。

1999年：“花儿”出版首张专辑《幸福的旁边》，此时主唱才15岁，标志中国摇滚“童工时代”到来；朴树发行首张专辑《我去2000年》；Beyond宣布暂时解散。

新世纪，摇滚商业化

有人说2000年后摇滚没有领军人物，但这种声音无论在什么年代都有。汪峰觉得这种言论的基点是活在过去，“我就是觉得现在比过去好，无论是作品的水准还是制作的水准，唯一不好的是那颗心，我们现在极少有当初的摇滚人那种纯朴和赤诚的心。但只有纯朴和赤诚是没有用的。就好比世界杯的朝鲜队，那种精神你看了都很感动，但是结果很悲惨，所以你必须是一种均衡的实力才可以。”

2000年：二手玫瑰乐队正式成立，同年即红遍京城。首届迷笛音乐节在北京开幕。

2002年：雪山音乐节开幕，崔健参与演出。

2005年：左小祖咒的《我不能悲伤地坐在你身旁》定价150元引发争议。只剩下黄家强、黄贯中、叶世荣的Beyond乐队宣布正式解散。同年的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演唱会中，崔健、郑钧、汪峰、零点乐队、黑豹乐队、唐朝乐队、二手玫瑰等乐队齐聚。

2009年：《中国摇滚榜》问世，全国百余家主流广播电台同步发布，但摇滚热潮已大不如前。

2010年：怒放演唱会让中国摇滚重新上路。

记者手记

大佬对“旧知”的以身相许

岁月如歌，人生几何。人还是那些人，歌还是那些歌，只是当被压制的激情找到一个宣泄的大门，这场演唱会就名符其实地成为一代人曾经青春的回归。看着台上、台下人狂欢，场外的细节也让人唏嘘不已。采访彩排时，这帮子摇滚人对于歌的细节要求极高，甚至对于两首歌之间衔接的排练都比歌曲本身的排练还要多。

Live现场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其实很正常，尤其是这样一场“拼盘”式演出。原本就减少到只能唱三首歌的大佬，很多只唱到两首。最后出场的崔健更是没有机会听到“安哥曲”。就在演唱会结束的第二天，新快报记者收到主办方发来的短信：“演出有这样那样的问题请包涵，办这样一场演出确实不容易，他们都是有情怀的单纯的摇滚老人们。”

如果说这是一场“怀旧”、“总结”，却似乎不那么“给力”。老将们不满足于“反刍”，试图献唱“新歌”，但这却与前来“寻觅往昔”的歌迷背道而驰。如果说这场“拼盘商演”实属罕见，但不难发现其中很多艺人早已活跃于大型演唱会和音乐节。所以在歌曲选择上，成为主力方与摇滚人的“拉锯战”，看谁拗得过谁。曲目最早曝光的乐队，算得上是“配合型”。这从记者前去采访时就能看出，他们愿意向媒体“说事儿”，甚至丝毫不怕提及自己商演所带来的利益。“商业”某种程度上成为褒义词，其中不免包含着尴尬。

如果论及“老炮儿仍在坚持”，或者“中国摇滚乐未来”，年轻一代对于文化的消费可能才可以挽救摇滚市场。那么“怒放”现场平均年龄显示这些“救星”的数量很是不足。当然，作为80后、90后，很难在摇滚音乐上做“啃老族”，这也让摇滚大佬们只能对“旧知”以身相许。主力方毫无疑问只对票房感兴趣，这场“英雄会”是不是绝唱不过是赔钱或者赚钱的结果。

“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摇滚乐原来只是崇拜叛逆的当下青春，但是看到这些展现中国内地摇滚发展史、又涵盖港台乐队的阵容，这场富于代表性的摇滚集合在意义层面上算得上成功。 (梁晓雯)

难解之谜 崔健突然被请下台

大屏幕上亮出了标志性的“红色五角星”，观众随即反响热烈，而当压轴出场的老崔第二首歌快唱完时，突然跑出几个疑似工作人员，把崔健身上的电吉他给拿了。然后他说：“朋友们，再见！”就匆匆结束了这场盛宴。(见昨天本报报道)

请他下台的人是谁？现场究竟发生什么事情，一切还是个谜。

演唱会曲目单

●许巍：《两天》、《蓝莲花》

●郑钧：《回到拉萨》、《灰姑娘》、《赤裸裸》

●黑豹：《无地自容》、《Don’ t break my heart》

●何勇：《钟鼓楼》、《姑娘漂亮》

●张楚：《姐姐》、《蚂蚁蚂蚁》

●汪峰：《春天里》、《怒放的生命》、《飞得更高》

●黄家强：《海阔天空》、《光辉岁月》

●齐秦：《痛并快乐着》、《荒》

●朴树：《生如夏花》、《傲慢的上校》

●信：《死了都要爱》、《如果还有明天》

●爽子：《在北京》、《怒放宣传曲》

●唐朝：《月梦》、《梦回唐朝》

●崔健：《超越那一天》